《信報》《教育評論》 (09/05/08)
教育產業辨
程介明
大約兩周前，中央政策組召開了一個研討會，討論的“六大產業”之一的“教育產業”。討論頗為熱烈而中肯。這裡是個人的一些看法。
“教育產業”這個詞，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安心地接受的。特別在一個華人社會，人們總覺得教育是不應該與“銅臭”連在一起的；雖則多少年來老百姓對與教育的熱衷，最終還不是為了種種形式的“功名”與“利祿”？即使為了照顧我們這種虛偽文化，為了“師出有名”，也可能要把這個詞稍微改動，免得它死於出師未捷。
從理性的層面，教育產業這個概念，也不是沒有問題的。中國內地曾經在十多二十年前提出教育（主要指高等教育）應該成為三個中心：研究中心、教學中心、產業中心。其中的產業中心這個概念，就是覺得教育是可以賺錢的；因此出現了無數的“校辦企業”、“校辦公司”、“校辦商店”、“校辦停車場”，也的確賺了錢。因此覺得像研究和教學一樣，學校是可以按照盈利的多少論功行賞的。其中像北京大學衍生出來的北大方正，一度佔了世界華文報紙編輯軟件的絕大部分市場，號稱擁有資產超過一千億人民幣；成為一時典範。當時，也正好趕上世界潮流，特別是後來的dot-com熱潮，許多西方大學也紛紛成立旨在盈利的公司，好不熱鬧。但是細細分析，像北大方正這樣的成功的商業例子，卻恰恰說明了她與大學本身的核心業務沒有直接的關係。北大方正的利潤，與其他的商業活動沒有分別，與教育本身沒有多少關係。而西方許多“校辦”公司，大多數短命的；也說明辦產業盈利，不是學者的專長；那些可以持久的，真正賺大錢的，也許正是因為脫離了大學的習氣，徹底地成為了商業部門。
從教育經濟學的角度看，教育的回報，發生在學生身上，發生在社會裡面，而不會發生在教育機構身上。學生畢業以後的終身收入提高了（個人回報），畢業生的生產力也提高了社會的生產力（社會回報），這些都是教育經濟學計算教育的投資回報的基礎。但是教育機構本身是不會得到可見的經濟回報的。前幾年出過一個笑話，有意見認為，我們一個大學生的成本，比哈佛的學費還要高，還不如給錢讓香港學生到哈佛念書，不是省下不少錢？這是把成本與學費混為一談：哈佛的學費收入只能回收成本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要是減去了也是學校負擔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的助學金，實際上只能回收成本的百分之十四不到。我們常說教育上一種投資，意思就是在教育上面投下的資金，不會馬上得到可見的回報。院校如是、社會如是、家長如是。
那麼，為什麼要投資教育？關鍵就是要從長遠的眼光看對於個人與社會、金錢的非金錢的、有形的無形的回報。因此我們才說教育是一種投資。並不是說肯花錢就叫投資，是因為有非常大的、目前看不到的益處，才肯花錢。許多政府，口頭上可以輕易說“教育投資”，但是真正落實的時候，往往就忘記了，這是投資，不是消費。四十年前，教育的“投資”與“消費”之別，曾經是經濟學界的熱門話題；現在已是不在話下。中國內地也在開放改革初期，就教育投資這個議題，熱過一陣，現在大家也都以為已經不在話下。但是真的要花錢的時候，從決策者的角度來想，“消費”的意念掩蓋了“投資”的概念，也是常常出現的事。
所以，雖然我也覺得“教育產業”這個提法有它別扭的地方，但是要不是“貴”為產業，進不了“發展機遇”的範疇，也許教育根本就上不了政策議程。因此，還是應該歡迎“教育”上了榜，那是首要的。
政策考慮會著眼於教育產業，多少是受了國際上一些國家的“輸出”教育創造了收入有關。根據《經濟機遇報告書》附錄，新加坡、英國和澳洲的教育輸出的收入，分別是一百八十多億、五百五十億和三百六十億港元，頗為引人。這裡的計算，應該分兩塊：一塊是外來留學生帶來的學費和其他消費；另一塊是本國大學在人家國土上離岸分校賺取的收入。既然教育本身不會有回報，為什麼他們又可以賺錢呢？
其實上述的數據是不完全的。以新加坡的計算為例，新加坡有外國留學生七萬三千人，每人每年學費連生活費月為二十五萬港元，兩者相乘因此是一百八十二億五千萬元的收入。事實上，教育每一位學生，都是有成本的。假如按香港目前的成本算，每人每年約二十二萬港元；學生的生活費一年也剛好大約三萬港元。與二十五萬港元剛好抵消。留學生並沒有為新加坡帶來多少額外的收入。即使把成本降低，“多幾雙筷子”，只算邊緣成本，就從每個留學生身上賺取十萬港元，也只不過是幾十億而已。這還算不算支柱產業？況且，這是新加坡的留學生數，是經過強而有力的國家政策驅動才出現的。按目前香港的政策，每年收生一萬四千五百人，將來四年制(加上少數如醫科等五或六年的學科)全部大約六萬人；按百分之二十的外來留學生上限，外來留學生最多只有一萬二千多人；能夠帶來的收入非常有限，說得俗一點，“搾不出甚麼油水來”！香港的經濟大概不至低落到要從區區幾萬個外來留學生身上做這樣小手小腳的剝取！新加坡的政策，肯定也不會是為了賺那麼一點錢。
因此，就如日前本欄所論（四月二十四日），跨越香港的教育發展，特別是高等教育發展，已經迫在眉睫；否則，就難以支撐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也難以真正成為國際經濟金融中心。不管“產業”是否一個恰當的詞兒，把發展教育放到重要的位置，是香港的必須。不過，發展教育的回報，不會出現在即時的戲劇性收入增加，然而必然會在長遠的發展中發生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