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08/12/05)
克林頓全球倡議
程介明
十二月二日至三日，在凱悅酒店舉行了 “克林頓全球倡議”（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 CGI）的機會。參加這個機會的籌備工作，也算是一種很難得的經歷。我跟朋友說，這過程，有點像是參加白宮的工作隊伍一樣。看過不少有關美國總統與白宮的電影，仿佛置身其中，雖則是在香港。
美國第四十二屆總統克林頓，在任期屆滿之後，逐漸開展了這個“克林頓全球倡議”，二零零五年在紐約舉行了第一次集會，然後每年舉行一次，今年則是除了紐約的年會以外，首次在美國境外舉行。因此稱為國際CGI。
聽說在選定亞洲和香港舉行第一次國際CGI，是零七年十一月決定的。按後來真正發生的集會規模來說，那是一個非常緊迫的時間表。實質性的籌備由零八五月份開始。每周一次從不間斷的、大約一個鐘頭的電話會議，參加的經常是十幾人，分布在全球各地。這十幾人，聲音都很熟悉了，但是大多數是在集會開始前一天才真正見面。其中一位成員說：“你們的形象，與我想象的幾乎都相反！”
感覺的確很奇怪！
說了半天， CGI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的闡釋，CGI是一個平臺，讓社會各方各面聯手解決社會存在的問題或者危機。像這次集會，大致分三個主題：教育、健康、氣候。接近五百個與會者，包括許多非政府組織、從事社會服務的商界人士、慈善捐贈組織、還有政府高層。集會上讓已經有所行動、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個人或者團體，互相交流經驗；從而帶動其他與會者提出新的設想、計劃與行動。可以說是一個報告交流會，也是一個鼓動大會。
具體來說，有全體大會，講的是一些當前全球關注的事。然後是教育、健康、氣候的主題分會場。每個主題有三個分場。教育為例，分別是“克服不平等與被忽略的現象”、“克服數碼分化與學習分化”、“另類高等教育”。每一場九十分鐘：三十分鐘臺上研討、三十分鐘分組討論、三十分鐘臺上總結。
每一場，臺上的主持，通常是著名的傳媒人，講者則是在各地經驗豐富的、踏踏實實的前線工作者。例如在教育各場的就有：
在北京為民工子女創建蒲公英學校，克服了許多法律、規章、文化的重重障礙，純粹運用捐獻建立了非常成功的民工子女學校；創校的鄭紅，經過文革，當過大學教師，在哈佛念了公共行政以後，回國決心為民工子女辦學；
在東南亞為失學兒童創造閱讀機會的Room
to Read （讀書室），是一個國際得獎項目；現在有四百四十所學校、五千一百個圖書館、受惠的兒童達到一百七十萬，還有四千個女童助學金的名額；創辦人John
Wood原來是微軟的高級工程師；
Friends-International，專門照顧受害兒童，給他們保護、居住和教育，現在在柬埔寨、老撾、印尼、泰國、洪都拉斯，受照顧的兒童達到五十萬；不但為孩子提供教育，而且為他們的家庭、社區提供種種幫助，讓他們自力更生，創造前途；
“墻上洞”（Hole-in-the-Wall）是一個非常出名的項目，創始人Sugata
Mitra在印度貧民區的屋子，墻上開個洞，把電腦熒光幕面向街外，裝上觸板，自由放著；幾個鐘頭，街童開始自動上網、瀏覽網頁；不出幾周，發覺這些失學兒童可以運用四百個英語單詞；半年後，孩子都在使用Google。現在他受聘英國大學，專門研究孩子的自學過程；
Digital
Divide Data 是運用科技，為失學年青人提供學習、就業和創業機會；而且還可以創造盈余；創辦人Jeremy Hockenstein原來是高級顧問人員，現在全心全意在東南亞貧窮地區推廣科技。
每個分場，大約一百五十到二百人出席，都是身懷壯志而且有所成就的人物。每一桌有一位協調員，負責收集問題，并且把桌上討論的精要，在線上即時傳送給駐在場內的一個編輯隊伍，編成要點，馬上成為下一場討論的議題。
會議的高潮，也可以說會議的目的，是引發出席者即場提出貢獻（Commitment）的倡議。果然，在種種氣氛下，出席者在不同的場合自願提出不同的貢獻。有些是金錢的捐贈、有些是向某個方向努力的承諾、也有些是一些付諸實現的主張與設想。此起彼落，很有聲勢。
問諸美國朋友，克林頓的做法很特別。其他的總統，一般下臺以後，就當一下什么大公司的總裁，或者到處演講收費。克林頓則是繼續運用他的影響力，推廣做善事。
由於克林頓夫人希拉利被委任為奧巴馬總統的國務卿，負有外交部長的職能，因此克林頓的國際集會，也許就不能再在境外舉行，以免引起與國策不符的尷尬。所以都說這次在香港舉行的國際CGI，是第一次，也很可能是最後一次。不過美國人辦法很多，我就不太相信國際CGI就此偃旗息鼓。
順便提一句。會上不少人說，會議成功，一是克林頓，二是香港。他們說，在亞洲選址，只有香港沒有限制，也沒有敵人，而且一切設備俱全。香港這個優勢，我們自己也許毫不覺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