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08/10/03)

論文！學問？

程介明

“論文”這回事，高等教育行內人人熟知，但是要行外的讀者也弄明白，可還真費勁。

都說大學的功能有三：研究、教學、服務。這似乎已是世界公認的公式。三者都與知識有關：研究是探索與創造知識；教學是讓學生建構自己的知識；服務是讓知識造福於社會大眾。這些功能，也許是自從大學存在以來就有的了，大家也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研究，本來人們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因為只有能夠獨立於政治勢力和社會壓力多的研究，才能無懼地探索真理。曾幾何時，人們開始質疑：大學吃掉了社會如許公帑，到底產生了什麼成果？這在大學靠公帑為生的制度裡面，尤其如此。始作俑者，可以說是英國的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在“衡工量值”（Value for Money）的旗幟下，開始使用工業生產的話語、用定量的方式來衡量高等教育的“產出”。研究，於是也被看成了一個生產過程，要講究“研究產出”（research output）。

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之下，“論文”就成為了“研究產出”的代用品，而且成為了代表研究產出的最主要的“指標”。其他雖然還有研究項目經費、研究生數目等指標，但是最敏感的還是論文。

學者需要講究論文的發表，當然不是什麼偉大的發明。長期以來，美國就有所謂“不發表，就衰亡”（Publish or Perish）。大學裡面，論文的發表，關係到每個學者的學術地位。不過，一則這是每所院校內部的事，二則校內的評估是學術前輩們小範圍的判斷。

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浪潮則不一樣。由於是大面積地應用於公帑支持的大學，評估需要相對劃一的標尺；而劃一的標尺，又難免變成了數量的標尺。從此，人們對於學術論文的看法，逐漸從素質轉向數量。追求數量，變成了研究的基調。要續約、要升級、要加薪，首先要看論文多寡。

當然，大家都知道只看數目是不合理的。但是要看論文的素質卻毫不容易，往往只有極為接近的同行才能定奪。於是尋找一些“簡易”的指標。一是引用率（citation index），看你的論文被人家引用過多少次。理由是：高素質的、影響力大的論文，被人引用自然多。於是也出現了不少營造引用率的伎倆，此處不贅。

影響力的另一個指標，是所謂“影響因素”（impact factor）。不是個別文章的影響，而是整份學報的影響力，是把學報評級。因此，看某位學者的文章，還要看文章登載在什麼地方。於是，學者們爭取往影響因素高的學報投稿，而避開影響因素低的學報。

人們往往不由分說地假設：不論是引用率還是影響因素，都適用於所有學科。其實，兩者都會比較適用於某些專業，勉強適用於某些其他專業，甚至很不適用於一些專業。比如說，極為尖端的研究，研究的人也會極少，引用率與影響因素都會很低。又比如說，自然科學的研究項目大多是集體項目，而社會科學的研究往往是獨立的個體項目。因此社會科學的每個課題，相對獨立，能夠參與討論同一課題的人相對就比較少。因此一般來說，社會科學的引用率和影響因素要比自然科學低。

但是更根本的是，不同的學術領域，對於“研究”有不同的闡釋；而不是所有學科都是用發表學報論文的方式來傳達“研究產出”的。比如人文學科，思維方法與自然科學固然不一樣，與社會科學也不一樣。什麼叫做卓越的學術成果，各自有各自的框架，各自有各自的標準。這些框架與標準的差異，不是高低優劣的差異，而是各自精彩的差異。

曾經在台灣與年輕的學者交談，問他們的學術方向，回答是：“我要在每年發表三篇國際一流學報的論文!”論文數目怎麼能夠成為學術方向呢？他們往往不惜犧牲自己固有的研究興趣，轉向比較容易刊登的學報。

院校內的壓力，也迫使許多學者，特別是年輕的學者，致力於追求刊登論文的快捷途徑，而沒有人願意承擔一些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出成果的研究，也無暇在意真正的學術貢獻。如果到任何一所學術機構，聽聽人們在人事決策會議上的話語，在在都是關於引用率、影響因素的討論，而很少聽到關於這些論文所包含的內涵和成就。

因為要考慮學報的地位，於是大多數的學者（即使在內地）都希望在國際學報上刊登，而不想在本國的學報上刊登。這無形中在扼殺本國各類學報的發展前途。美國、英國的學報，即使本來只是本國的刊物，在別的國度，都成了“國際”學刊。

由於論文的指標 – 數量、引用率、影響因素 – 都是可以量化的，於是“研究產出”就在實際上成了高於一切的指標。令到“教學”和“服務”常常被忽略。往往出現的是：關起門來不食人間煙火的、不問世事只顧埋頭撰寫的，得到獎賞、容易升級。可以說，在今天，教學與服務，都是憑良心做的，常常得不到認可和賞識。這對於初入行的年輕學者，影響甚壞。許多有志氣的學者，因此離開了學術的崗位。

有些學者，情急之下，刻意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合作撰稿；甚至不管自己貢獻如何，都要求自己的名字排頭。學術界讓學生排頭的優良傳統，正在面臨挑戰。

最後是，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論文的表面價值，以“論文”論“論文”，而沒有多少人去真正追究論文裡面的學問（scholarship）。

以上種種現象，已經成為國際浪潮。要求學者減低論文的“產量”是不切實際的。但是我們完全可以創造香港特有的環境，提供穩定的工作保障、保護學者的學術責任心，讓學者們在滿足“論文”壓力以外，仍然能夠做出自己引以為榮的學問。否則，整個香港的學術界，很快就會走向“有了論文，沒了學問”的境地，也不會吸引真正的學問家。

論文！論文？亦有學問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