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
“神童”與“分配”
程介明
江蘇的高等院校有一百二十所。裡面教育部屬下的有南京大學（大概排在全國第三、四位）和東南大學。省裡面比較出名的是蘇州大學；原來是東吳大學，四九年以後幾經變遷，後來成了江蘇師範學院，近年高教改組合併，成了蘇州大學。揚州有揚州大學，是六所大學合併而成。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開始了一片高等院校合併之風，而合併的過程往往并不是愉快的。在中國這樣的社會裡面，等級觀念如此森嚴，校內的各層幹部，要重新排位安置，過程非常艱辛複雜。揚州大學合併，當時流傳著一段話：“校長一走廊，處長一會堂，科長一操場”，頗為生動。
這次江蘇省高校領導研討會，聽到的另一個故事，卻剛好相反。這次另一位講者是中國科技大學合肥的校長朱清時。他談了三個故事，其中一個是抗戰時代的西南聯大。他說，許多人都提出一個問題：論人才的培養，西南聯大是中國歷史上最接近“世界一流大學”的大學；產生過楊振寧、李政道、吳大酋等科學大師。六十多年來，還沒有一所中國的大學接近這個水平。原因是什么？朱校長的解釋是“教授治校”，還舉了一些例子，例如當時的教育部長陳果夫，曾經下令要實施一系列的管制措施，劃一政令；結果所有教授集會討論，委托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上書教育部，陳果夫結果收回成命。
但是引起我興趣的，卻是西南聯大領導形成的過程。當時日軍占領中國大部土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因為逃避日軍佔領，於是在昆明聯合辦學。有趣的是，北京大學的蔣夢麟校長、南開的張伯苓校長，都借故住到重慶去了，讓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放心在昆明主持校政大局。這種風度與氣量，今天也許很難再現。
朱校長講的了另一個故事，是當年中國科技大學的少年班。少年班，號稱“神童班”或“天才班”，召集在全國各地被發現的“天才少年”，集中培訓為科學家。朱校長說，當時的潮流，既然是神童，就應該念最尖端的科學，在當時也就是理論物理。有一位兩歲半就才智出眾的“神童”，也就這樣進了少年班，自然也是念理論物理。但是這位“神童”，卻偏偏愛好天象、中醫、氣功。當時人們都有點認為這位神童不走正道，很多人不以為然。這位神童，大學畢業很不想考研究生；但是由於名氣大，結果還是破格錄取，進了研究院。之後，這位“天才”還多次“離家出走”，其中有一次還出家遁入佛門；家人和學校領導千方百計把他找了回來。慢慢的，這位神童就好像消聲匿跡了，很少聽到人們談起了。近年有人發現在某地名寺有一位法師，講解佛經
朱校長這個故事和他的評論，可以說是徹底地推翻了計劃經濟時期人才規劃的思維方法。在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實行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嚴格的人力規劃。經濟的五年規劃，決定了每個經濟部門五年內的生產指標，也就決定了這五年以內的生產機構的規模和各級人員配備，這就決定了四年以前大學的招生規模和各類專業的數目分配。整個高等教育的規模和結構，完全是國家經濟計劃的一個影子。
計劃經濟下的人力規劃，也需要有“服從國家分配”的意識形態相配合。也就是說，每個個人的專業學習，應該是國家需要的一部分；因此個人的升學方向和就業前途，都要服從國家的計劃的安排，也就是“服從分配”。西方的觀察者常常以為那是強迫個人服從國家，但是熟悉那個時代的中國的人都知道，在一段長時期裡面，特別是五十年代解放初期，大批大批的年輕人，都是以“支援社會主義建設”而服從國家分配到最艱難的地方去。那時候的《畢業歌》，就是這樣唱的：“到邊疆去，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把個人的前途寄托在祖國的建設上面，那是一種光榮。
也許是時代的需要：沒有這批到艱苦地方去開墾的青年，也許許多邊緣的地方今天還沒有開發。也許是世界性的一種思潮：今天即使這種需要重現，也不可能再有同樣的意識形態支撐。但是以上那種生活和意識形態曾經在人列歷史上存在過，應該留下記錄，讓後人知道。
但是“分配”這個概念，開放改革以後還一直延續。記得八十年代，改革開放開始，自由就業仍然是不可思議的事；事實上，那時候，中國的畢業生不按分配就業，是大逆不道的，是需要罰款賠償的。外人也許不知道，每年都有一次大規模的運作，每一所大學都要參與運作，弄出一個畢業生分配的全國規劃。這個過程，要是今天展示出來，一定另人乍舌。
後來經濟逐漸開放，個體經濟、民營產業、合資企業逐漸發展，於是出現的所謂雙向選擇，也就是每年舉行招聘單位類似“展銷會”
的自由就業才逐漸成為主流，反而“分配”的職位大多出現在不太景氣的“國企”裡面。不知不覺之中，人們的意識形態開始逆轉，但是這種轉變，靠的不是政府的政策和宣傳，而是社會的變化和市場的推動。“分配”這個概念
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末期，才徹底消亡，結束了人類歷史上非常大規模的一場大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