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08/06/20)
與私校共舞！
程介明
香港在一九七一年實行六年免費教育，也就是形成了公帑包辦小學的格局。七十年代，政府開始把中學教育納入公營範圍，終於在短短的十年左右，政府直接管理的“政府中學”和政府資助、團體辦理的“資助中學”，兩種公營學校佔了中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形成了以公帑為資源、政府直接或者間接管理的教育的公營形態。當時的政府的思路，就是運用公帑盡快拓展中學教育。
這種形態也延伸到高等教育。一九一一年香港大學立校的時候，其實依靠了不少的民間捐贈，但是戰後已經基本上是全部靠公帑支撐。後來成立的幾所新的大學像科技大學、城市大學，都是一開始就是公帑支撐的大學。其他本來有基礎的如浸會大學、理工大學、嶺南大學，都其實經歷的是由私營轉為公帑津貼，逐漸轉為全部公營的過程。而且當時的思路，就是“達到了水平，才給你公營地位”，於是形成了一種公營優於私營的機構形態和意識形態。
這種公營形態，有幾個特點：
第一，教育的發展，是政府的責任；因此教育的發展，及時是高等教育，全部要看政府的政策走勢。
第二，教育的發展，資源全部應該來自公帑；凡是應該發展的東四，都應該有政府承擔。
第三，經費的運用，因此也基本是按照公務員系統的財政概念，“種植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按照預算和項目使用資源，也就是用預設的方案，指揮未來的活動；按照既定的條款，決定財政的分配。
第四，因此，資源的運用，比較講究是否符合計劃和規章制度，而不是在乎是否能夠靈活融匯和統籌調控，因此也難以講究效率。
第五，機構的管理，基本上是行政監察。也就是強於監察可控的過程，而弱於檢視工作的成果；強於以上級對下級的姿態管治，而弱於從市場或者是成果的角度來衡量得失。
第六，這種形態在機構員工的體現，就是把撥款的上限看成是工作的上限：錢多多幹、錢少少幹；有錢才幹、沒錢不幹。創新的、成果未卜的、需要擔當風險的工作，就難於有生存的空間。
第七，由於以上種種，機構的發展和進步，就要看政府的眼光、政策和措施，而難以從工作和活動的前沿煥發出來。
以上種種，也許是有點偏向，但是大概也可以概括公營形態的梗概。照道理說，公營形態應該在政府機構最厲害；然而事實上，假如是經過種種改革的政府機構，其公營形態的嚴重性，也許不如高等教育嚴重。
這裏描述的種種，不是想作無助的呻吟。在全世界範圍內，高等教育的發展，已經由公營形態向著私營形態轉移。在高等教育比較發達的地方，如東亞的臺灣、韓國、日本，私立學校舉足輕重；而論素質，最強的私立大學（如早稻田大學），完全不亞於最強的公立大學（如東京大學）。在一些高等教育急起直追的國家，如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泰國，許多新近崛起的大學，都是私立大學。離開亞洲比較遠的地方，如東歐、南美，更是如此。
在這種形勢下，政府對于私立學校的看法，對於私營形態的態度，對於高等教育的發展，關係重大。
香港在二零零二年出現首所社區學院設立副學士學位以來，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從原來的百分之三十（大學學位連其他），在四、五年之間，躍升至百分之六十五。說明高等教育的發展，是符合社會需求的，不然不會有這樣猛速的發展。但是也許沒有人注意到，這個發展，並不是按照政府的甚麼藍圖而發生的，而是民間的動力切中了社會的需求，應運而生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市場。這一點，應該得到充分的分析和重視。
但是由於市場而產生的事物，與根據政府政策而產生的事物，其形態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由於是市場產生的，就不是按計劃、按確定的要求而出現的，成立的社區學院就一定是良莠不齊。期望市場產生的學院像公帑建立的學校一樣齊整，是不切實際的。
其次，市場產生的院校，素質的提高在乎市場的優勝劣敗。現在的社區學院，有些學生很多，有些頻臨倒閉，正是市場在發揮作用。從整個體系來說，這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
然而，在市場機制運作的情況下，學生會不幸地因為學校的優劣差異而境遇參差；不幸者會變成劣品犧牲者。政府的功能，一般集中在兩方面：保證辦學的起碼標準，保護學生的“消費者”權益。而不是直接的監控。
我在本欄曾經提過（二零零二年二月二日）：“許多國家的政府，還是非常認真地要劃清公立和私立的界線。縂覺得私立學校不算正規學校，總是用公立學校的標尺來衡量私立學校，因此往往對於私立學校，橫看竪看都是看不慣；一有機會，就會傾向於把私立學校轉爲公立學校。”看來，保有這種看法的，不一定是政府，也可以是對於私營形態還不熟悉的朋友，特別是教育界的朋友。
不管如何，已經不可能完全依靠公帑來支撐高等教育體系。政府和社會必須學會與私營學校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