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08/06/13)

義務教育三十年

程介明

上周談到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的私立學校遍地開花，說明了當時學校教育供不應求，因此出現了種種式式五花八門的、大企業式的與學店式的學校，林林總總，嘆為觀止。裡面有成功的也有腐敗的，要是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其中一些學校早就應該被法律勒令關門。

但是從某一個角度看，這也許是歷史的必經。今天看來很不整齊的學校，其實當年也起著他們的歷史作用。其中熟為人知的“大企業”如威靈頓中學，就出了像林煥光、張國榮這樣的畢業生，還出了像支志明這樣的超越香港的科學家。

但是正如上周所述，那是學校理直氣壯地篩選和淘汰學生的時代。簡單來說，那時的教育系統就像一部機器，輸入的是大多數，輸出的是極少數，是為精英。這過程中各層學校淘汰出來的，分層進入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安天命。這些淘汰出來的青少年，在教育系統裡面就再也看不見他們了。教育系統也不再感到這些青少年的存在了，因為他們已經不屬於教育體系的職責範圍了。

香港在一九七一年實行六年小學免費強迫教育（即義務教育）。在這之前，小學的入學率其實已經達到百分之一百。也就是說，小學的普及在立法規定以前已經實現了。這在香港，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記得那時考警察的要求是“初小”畢業，也就是小學四年級畢業。

九年強迫免費教育是在一九七七年宣布的。在這之前，久已有九年免費教育之議，但是沒有意圖要立法強迫。忽然宣布在翌年實行九年強迫教育，連知情者都是從電台上聽到的，大吃一驚。我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在英國問過已屆高齡的退休港督麥理浩，證實是他在歐洲談判關稅條約的時候，香港因為合法勞工年齡是十四歲，不符合國際要求的十五歲，備受排擠；因此他運用港督的權力，連夜決定要把合法勞工年齡提高到十五歲，連帶必須設立一直到十五歲的強迫教育。當時只通知了兩個人：一位是教育署長陶建（Ken Topley）, 另一位是教育委員會主席利國偉。對香港影響深遠的義務教育，原來是如此戲劇化地設立的。要是換到今天，恐怕非得要經過立法局連番折騰，還不一定成事。

在當時來說，要做到九年義務教育，首先要解決的難題是學位不足。雖然麥理浩一九七一上任以來，教育一直是政策大項（其餘兩項是房屋與福利），也一直在設計擴充初中學位的辦法，包括維持半日制、運用新校空餘課室、向私校“買位”（及政府為學生教學費）等等。但是仍然不能應付突然而來的入學壓力。於是把這些原來是權宜之計的措施，通通變成了長期措施。不過，到了八十年代，在連番的建校浪潮之下，基礎教育的學位，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難題是如何解決小學升中學的環節。本來全部小學畢業生都能升上中學，豈非皆大歡喜。問題是我們的決策者，需要照顧老百姓的情緒，要照顧他們的選擇，因此沒有像其他地方一樣，沒有采取“就近入學”的平均主義方法。結果，就出了一個“升中入學派位辦法”，可以說是教育規劃中兼顧地域分布、宗教信仰、男女學校、學校類別、學生能力、家長淵源等等復雜因素的一個絕妙機制。不過，這也是導致了以學生學術能力主導的學生分等（Banding）制度，直接後果是學術能力最強的學生進入最強的學校，簡接造成了學校的分等。這種分等的概念，在三十年前作為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的過渡，無可厚非；但是三十年來，沒有進一步的演化。其結果，與其他的教育制度比較，就是學校之間的差異愈來愈大；這種差異沒有縮小的癥象；而按成績派位的機制依然，而且愈來愈成為教育制度的慣性思維。這對於普及教育以後，學校需要適應多元多類學生，非常不利。

當時第三個難題，是初中普及以後，升上高中的瓶頸怎么辦？七十年代，政府政策把升上高中（中四、中五）公立學位的，從百分之四十，逐漸升到百分之六十，當時民間反對“中三淘汰試”的全港性運動，維持了相當一段時間。到了八十年代，實際上就讀高中的，已經超過百分之八十。再加上種種的工業教育與職業教育，高中已經基本普及。而事實上，初中畢業的青年人，已經很難在社會上立足。

到了九十年代，高中升上高等教育的瓶頸開始告急。正規大學的入學率，從百分之六，經過數次的躍進，終於在八十年代末到達百分之十八。只可惜形勢要比政策走得快得多，在高中畢業的時候，堆積了一大批有能力而又升不了學的青年。終於，在二零零二年，出現了許多社區學院，提供副學士。社區學院由於不是政府興辦的，帶有私立學校的所有優點，也帶有私立學校的所有缺點。他們既適應了老百姓的升學願望，但又引起了老百姓的許多疑慮。那種良莠不齊的情況，與七十年代的私校林立頗為相似。

回顧三十年，香港的教育從來沒有所謂前瞻性的規劃。內地有些朋友觀察，說香港的經濟發展，是由於教育先行。那恐怕是美麗的誤會。不過，在形式推動之下，香港的教育政策，有很能非常敏捷而迅速地及時追上。這裡面表現了政府決策機制的適應能力，也表現了政府政策與市場脈搏的互動。總的來說，從歷史角度看，基本上還能說是與時并進。不能不說這是香港社會的一種難得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