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08/06/06)
香港私校舊話
程介明
與幾位比較年輕的朋友談起七十年代香港的私立學校一些往事，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我自己說來也覺得難以想象，當年卻的確如是。也許應該記錄下來，也算是口述歷史吧！
我在七十年代在私立學校工作了十二年，當中當過私校聯會的義務秘書多年，因此對於私立學校，比較熟悉。我曾經做過分析，當時的私立學校，主要是中學，大概分為五類：（一）少數財雄勢厚，學生眾多的“大企業”，（如新法、威靈頓、利瑪竇、地利亞）；（二）以營利為目的、但是頗能招徠學生的中型私校；（三）原來以辦學為目的，但是經營不力掙扎求存的小型私校；（四）以營利為目的，但是又經營無道的“學店”；（五）有辦學理想、也經營得法的私立學校，也是極少數。
六十年代末，一批熱心的老人家準備辦學，找我這個少不更事的青年當校長。一九六九年，還沒有找到校舍，他們決定在北角“買下”一所不大辦得下去的所謂“學店”，以“熱身”，取得經驗。
我們“買下”的私校，屬於第三類，奄奄一息。跟其他私校一樣，校名也是“聖”字頭的。校長留任，我們不干預校政，就是想看他怎么辦學。在一座大廈的閣樓，有九間教室，每一間教室都有樓梯可以通往街上，也可以通往樓上的住宅。常常有人上下樓的時候誤進課堂。
校長幾乎每天通過廣播向全校講話。開始的幾句總是：“我今天單單簡簡講幾句，由於最近痔瘡發作，…..”。開始忍俊不禁，後來也就習慣了。
當時會考配額是學校的生命線，配額多，就可以多收中五學生。一天，來了一位視學官，校長說是一位重要人物，得罪不得。與校長密談了一會。事後校長對我說，“我給了他一點甜頭，他教了我一道‘板斧’：叫我們不妨多收學生，但是要他們簽下‘生死狀’，申明校內考試不及格，就不保送會考。”當時會考報名是每年十二月，假如九月開學開了兩班，而會考配額只有一班，那九月到十一月還是可以多收三個月的學費。那些可憐的學生其實是受騙了，還是視學官教的呢！
又一次，北角另一所學校化學老師登門求見。他說，他手下有十九名該校中四學生，他課餘替他們補習；估計我們缺乏學生，這十九名學生可以“過檔”。條件是我們要聘用他，因為他的化學會考合格率很高，不過工資要遠遠高於原校的工資。但是學生為什么肯跟他“過檔”呢？條件是我們要“免收首期”，也就是免去學生第一個月的學費，讓學生可以“袋袋平安”。親愛的讀者，您想象得到有這樣的買賣嗎？
六十年代的“學店”，絕大多數規模很小，辦學也沒有什么水平；但是由於學位供不應求，還是可以擠滿學生。每年暑假末期，就有不少學生和家長到處奔走，為找不到學校而焦急。教室往往不標準，還是超額坐滿學生，以牟取最大的盈利。因此不少學校每班有兩本點名冊，一本是真的，比如說有五十人；另一本則是應付視學的，是標準的法定四十五人。視學官一來，班裏有些學生就得暫時找地方躲起來，稱為“走鬼”。這在“學店”是常有的事。
到了了六十年代末，私立學校愈來愈多，開始出現惡性競爭。人們傳說有“學店”報名送叉燒飯，概有之矣，吾未之見也！不過我們隔壁的私校，門口豎著一塊牌子，標明錄取的學生可以獲贈免費校服、校簿。那倒是真的！
那些中型的學校，則是另外一種景象。學校往往要與有黑社會背景的學生周旋。九龍一所不太小的私校，剛好在一所女校隔壁，男生就在窗口對著女校泳池說些不三不四的話。也就是這所私校，出過一次出名的事件：話說在某天下午，剛好要下課之前，忽然從校門衝出一群手拿鐵尺的學生；衝出之後回轉身向著門內吶喊挑戰。不久，校門又衝出一批身體魁梧的人馬，在校門外與前一批學生對峙，也是吆喝一番；原來是學校的訓導處人員，很多都兼任體育教師。當時私校需要面對的情形，可見一斑。
大企業則是另外一種景象。我最熟悉的一所中學，全校一萬六千多學生，分在港九五個校舍上課。教師簽約時會有一本厚厚的工作手冊，規定每一天每一課的授課內容，不得作任何加減；同時規定全校劃一的測驗和家庭作業，到時有專車運送各校舍。為了保證進度，教師上課不准處理問題學生，遇有學生需要處理，教師在教室按鈴，訓導處會派出健碩的人員把學生帶走，以免影響上課。學生作業，不是交給教師，而是教到校務處，有專職人員在學生作業本子上逐本蓋章驗收。教師然後到校務處領取作業批改，批改之後又送回校務處，另有專職人員逐本作業蓋章驗明教師的批改。
全校中一接近二百班，逐年篩選，到了中五只剩下二十多班；都以精英成績會考畢業。香港的一些著名科學家、高級官員，就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在當時的社會，當教育的功能全在篩選與淘汰，論效率，這樣的學校“科學管理”可以說是空前絕後。被篩走大多數學生呢？對不起，與教育緣盡了。現在流行的所謂“結果為本”(outcome-based)辦學，其實三十多年前已經登峰造極。
此一時彼一時，當時的社會，高等教育是少數精英的世界，進不了大學的事大多數，社會上的工作大多數是體力勞動。現在社會變了，學校需要為大多數學生準備接受某類的高等教育。
其實三十年前，一九七八年香港頒行九年強迫教育（即義務教育），學校功能已經開始變化，不過人們不覺察而已。一九七零年我的學校開辦，全筲箕灣私立學校有九十八所；我的學校在一九七九年結束，該區私立學校碩果僅存只有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