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08/05/30)

人文教育可有新貌？

程介明

哈佛燕京書院，是香港學者比較熟知的一個學術機構。哈佛燕京書院成立於一九二八年，是按照一位元出名的化工企業家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ａｌｌ　的遺願建立的，原來屬意於研究遠東與近東社會。近年比較集中研究東亞與東南亞。哈佛燕京書院設有獎學金，香港不少人就當過她的訪問學者。

五月初，哈佛燕京書院組織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會。這個會，不叫會議，也不叫研討會，叫做“結構式談話”(Structured Conversation)，二十六個人，圍桌而座，開展了兩天的議論，題目是“東亞領先大學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 at Leading East Asian Universities）。被邀的，包括哈佛燕京書院的歷任領銜學者，如以研究日本著名的Henry Rosovsky、研究日本和中國的Ezra Vogel、東亞研究所的現任所長Bill Kirby，以及與研究中國、日本、韓國有關的學者與機構主持人；也包括本來不直接與議題有關的學者如Ｐｈｉｌｉｐ　Ａｌｔｂａｃｈ（比較高等教育）和Ｈｏｗａｒｄ　Ｇａｒｄｎｅｒ（多元智能）。另外的成員來自東京大學、北京大學、首爾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 台灣逢甲大學和香港大學。來自東京大學與首爾大學的都是前任校長。哈佛燕京書院的院長杜維明正要卸任，接班的是Elizabeth Perry。這次會由杜維明主持，也可以說是他的告別之作。

開會之前，與會者需要書面回答四條問題，頗有意思：

一、請描述在你的所在地和你所在的大學，廣義的人文和社會科學有什麼角色？請涵蓋：資源、學術研究、課程、學生的數量和素質，畢業生的就業機會。

二、美國精英大學的模式，包含本科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概念。意思是超越專業或者為專業做準備的專門化。你所在的大學也有這個概念嗎？如何體現？

三、大學兼有教學與研究的角色，這點應無爭議；雖則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大學，側重各各不同。然而，大學還有其他的任務。像在社會批判、文化的保存與傳承等方面，在你的所在地，大學有什麼角色？

四、在你所在的地區和大學，英語扮演什麼角色？英語的使用，會不會影響本土文化的保存與傳承？

談的問題相當寬，也沒有意思要做出結論。以下是我個人個到的印象和感想。

討論開始的時候，幾乎是大家在共同吐苦水。大家都普遍感到近年由於重視研究成果（所謂“研究產出”），於是各地都重視“量度”研究；而“量度”的方式，卻偏向於自然科學。因此普遍感到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遭到排擠。這種壓迫感也包括身處美國的學者。

但是在東亞的大學，還感到雙重的壓迫。因為除了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概念與方式不一樣以外，還有不容易在國際學刊中發表。這除了研究內容比較本地化以外，也有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領域裡面，整個研究的思想範式，都帶有本土文化的特點，不容易為西方學刊所接受。因此，許多東亞出名的學者，感到幾乎是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裡面。但是更多的學者，也許就不願意遷就西方範式，因此也就永遠無法“出頭”，就難免產生那種委屈感。

但是在有些國度，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由於本土的學者的數量，也由於文字語言的障礙，維持在本土範式裡面運作的學者，自成一國，形成了一個與西方很不一樣的學術“市場”。從某個角度看，這是學術本土化，是傳統的保存與傳承；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種情形，也使得本國的學者，與國際的學者難以溝通；同時也使得本土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難以經受另類思維的沖擊與挑戰，對於本土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演化和發展，也非好事。這種情形，在自然科學比較少見，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卻幾乎是自然而然地發生了。這個問題，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向；在哈佛這個會上，只是“擦邊”提到。

從事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很容易從學科看學科，而沒有從更大的環境來看學科的前景。於是在研究學科地位的時候，就容易從資源分配、研究經費、學生選擇、畢業生出路等來考慮。這在美國也許是常規的想法，但是在東亞，卻可能正是使得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無法抬起頭來的消極因素。

如果從大環境來看，社會的變遷，正在對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眾所周知，現在許多社會上的職業，聘的都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畢業生，但卻與他們畢業前的所學不一定有直接關係。我們在大學工作的，可有考慮到這對於我們的課程與教學應該有些什麼影響？我們的課程和教學應該有些什麼變動？是不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使命，已經遠遠超過了培養學科的專門人才？

第二、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在於現代社會裡面，物質以外的因素已經越來越明顯地重要。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已經應該成為人人需要經過的基本教育，而不僅僅是眾多學科之中的數個學科，我們的大學有考慮到這個概念嗎？或者說，即使在理論上大家承認如此，在實踐中真的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