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2008/05/09)

『習以為常』與『不言而喻』

程介明

聽到一位學校的校長談他們的老師如何選擇中國語文課本，頗有啟發。這所學校的老師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教學材料，然後自己為學生組織課程。後來學校的班數愈來愈多了，教師也愈來愈多了，就不可能在『打遊擊』地組織材料。於是覺得需要尋找一套最適合學生的課本。他們把可以找得到的課本，分頭細讀分析比較。大家都著意於一套根據課程改革而編寫的課本。這套課本不止是縱向的前後排序很合乎學生的學習過程，而且把中文學習裡面的許多元素規劃得相當周密，再加上輔助的材料相當充裕。於是大家都屬意採用這套課本。故事在這裡本來也就完了。

但是，一些老師卻提出一個擔心。以前零散地組織材料，拉扯過日子，教師相當吃力，不可能持久；但是卻每一課都經過細心的推敲和設計，老師時刻都在想著學生的學習狀況，希望提供最優的學習機會。假如找到了一套非常好的教材，好處是不需要天天為材料傷腦筋；但是也許教師就會因此而慣性地按照課本來『教書』，就會逐漸淡忘學生的學習，忽略了學生的個別差異和需求；說得不好聽，會給課本『牽著鼻子走』，老師的腦袋裡面就會逐漸失去推敲和設計學生學習的動因，替代的是想辦法如何『教好這課書』。

一方面，很多課本都是經過一大隊很有見地和很有經驗的作者編寫的。來之不易，一所學校的教師，不可能替代他們的智慧和努力。但是另一方面，這些課本都是為許多學校普遍之用的，因此不會自動地照顧某所學校、某個班甚至某個學生的學習特點。對於希望『教好書』的學校來說，有些課本已經非常理想了；但是假如真正要為學生學習著想，單靠這些課本就難以勝任。

怎麼辦？科主任，一位很有經驗的教師，結果提出了一個突破性的方案：採用選出來最好的四套課本。什麼意思？學校還是設計自己的教學計劃，教師也留有各自推敲的設計的空間，但是材料可以大部分來自這四本課本，雖然還需要有大量的其他的補充材料。四本課本裡面的材料，已經大大的減輕了老師四處尋找的工作壓力。這樣，既保存了為學生學習而開動腦筋的專業使命，但是又沒有浪費許多課本作者辛勤努力的心血。四本課本都要學生買嗎？那不大可能。老師還在討論。一個可行的建議，是學生仍然買一套課本，由學校圖書館購備足夠整班學生的其他課本，供上課時各班輪流使用。

對我最有啟發的，不是最後的方案，而是這個討論和尋找的過程。在教育界、在學校裡面，我們有著很多的傳統。所謂傳統，也是一種文化。文化的一個定義，是大家都公認的做法、想法、假設；因為以往行之有效，也就慢慢地習以為常，一直去到『不言而喻』的境界，也就是大家覺得不需要再問原因，不需要再去探究，因為從來就是這樣的。這種意義的『傳統』和『文化』，在我們的生活中是非常普遍的，不然人類就無法生活下去。但是在有些事情上面，這些不言而喻的做法、想法與假設，也許就會變成我們常說的『因循』，成為我們前進一步的包袱。

教育裡面有許許多多這樣的做法、想法和假設，我們已經很久沒有過問這些傳統背後的原因。像課本：我們的概念裡面，課本是教學的依據；課本大概是只有一本的（頂多加一本『輔助課本』）；選課本的時候，希望減少教師的工作量，但間接地減少了教師的思考餘地；選課本的時候，當然也會為學生著想，但是往往還是要看如何可以容易教。近年來，香港的學校和教師，對於選用課本的思考和過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上不過是一個例子而已。

類似的『假設』還有許多。也都在一一遭到挑戰，也慢慢地出現突破。比如說：『時間表』。為什麼每一節課，都是三十五分鐘一小塊、一小塊？每節課的長短，一定需要劃一嗎？現在香港許多學校，開始把原來的課節（『堂』），靈活合併或者延長。一堂一個小時的課，課堂的形態、教師的心態、學生的活動，與一堂一小時的課，大不一樣；更不要說時間更長的課。假如一節課上兩個小時，教師就肯定不可能從頭講到尾，就要設計學生學習活動。三十年前，在我自己的學校裡面，我們嘗試過在會考前夕，每天只上一種課： 整天學物理、整天學化學，眼看著學生一步一步學習，效果奇佳。

比如說：『班』。現在甚囂塵上的討論是『小班教學』。為什麼會有班？班的大小由什麼決定？是由資源決定嗎？是由所謂『教師注意力』 的分量來決定嗎？為什麼每一個班要一樣大小？其實都是沒有經過重新的思考。近年在本欄介紹過不少外地的經驗：把幾個班合成一個大的『學習群體』，然後按照學習的需要，按不同科目作不同的分組，而且每一組的大小可以按需要調節。

比如說：『年級』。為什麼一定要按年齡分級？雖然大家都知道人類的身心發展有階段性，但是是誰說要按十二個月作為階段劃分的單元？也就是說，小學六年，是否一定是6 X 100 的賽跑，而不是3 × 200，2 × 300，甚至於是連貫的六百公尺賽跑？我在澳洲看到過一所小學，六年分成三『塊』，六至八歲一『塊』、八至十歲一『塊』、十至十二歲一『塊』，發人深省；也在挪威看到過一所三百人的初中學校，十三到十五歲，分成四個七十五人的不分年齡的『基地』，每個基地又再細分為五個十五人的、不分年齡的『基本組』。都是在有效地運作中的實際例子。

這樣的假設還可以有許多：為什麼要有『學校』？學校的大小由什麼決定？為什麼有『科目』？為什麼有些知識成為科目，有些又沒有成為科目？考試，為什麼要採取機密的辦法，為什麼偏偏要與種種傳訊科技作對？這些問題，有些需要在巨集觀系統裡面才能找到答案；但是也有不少問題，學校裡面的教師，就已經可以找出答案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