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08/04/18)
未來的教師
程介明
北京師範大學，正在向著『以教師教育、教育科學和文理基礎學科爲主要特色的綜合性研究性大學』過渡。中國內地其他的師範大學也都不同程度地向這個方向發展。 這到底是什麽意思，其實都説不清楚。不是說有誰含混其詞，或者是誰在賣弄八股，而是因爲這是一個探索過程，是探索一個全世界類似的大學都在面對的問題。
這裡面其實包括兩個問題。一個是：未來的教師，會是一些怎樣的人物？另一個是：現在的師範學校，在未來怎樣才能做出貢獻？
本欄多次談過在『後工業社會』，教育功能的轉變。當時討論的是：學校的學習變了，因此教師的角色也變了。教師不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教師的功能也不再是傳遞知識，而變成是學生學習的協助者。這是從學生學習的角度看的。
最近幾個月，慢慢地，又悟出另一個方面，而且可能是更嚴峻的方面。那就是，當學校的篩選功能愈來愈減退的時候，教師的角色正在變得愈來愈複雜。
一般人認爲，社會的變化，以致教育的變化，好像都是學者和作家的事。影響到我們的生活，那是比較遙遠的事。我有一個觀察方法，可以很快地讓我們感到社會變化的脈搏：那就是到處看看，我們周圍的前綫工作者，他們的工作包括一些怎樣的活動？然後想一想，這樣的人需要怎樣的素質？再想一想，怎樣的素質，需要怎樣的教育和培養？
我這裡有這麽一個表列的對比，曾經在許多地方是我與各國朋友驗證當地的實況，從而加深和豐富我自己的認識。
在傳統工業社會，前綫工作者（例如工廠工人），一般是：處在金字塔形的大機構的底層；他們從事著很簡單的、重復的、慣性的操作；他們的操作，往往是整個機構生産或者運行的一小部分，因此往往是極爲簡單、特殊而微小的動作；這些動作是由機構的上層設計而下達的，前綫工作者一般不必理會也無從得知機構總體的計劃；因此，前綫工作者必須遵從機構頂層制定的程式、規章、制度；他們工作的優劣，決定於他們是否按照規定操作；進了大機構，工作和生活就會有相對的穩定和保障。等等。
這些特點，大概不需要太多的解釋和辯論。批判性的學説，會說這是資本家剝削的伎倆，但是工業社會的大量生産和分工合作，也決定了這些前綫工作特點的必然性。至今，在一些比較老的模式的工廠，這種情況依然可見。
現在，大工廠愈來愈少了，小單位愈來愈多；『量身訂造』的產品和服務，也愈來愈多。大量生産少數的品種，逐漸變爲少量生産很多的品種。所謂『selling
less with more』。這就是『後工業社會』。
在『後工業社會』裏面的前綫工作者，一般是：在小單位工作；即使在大單位，也是在某種小組裏面工作；他們要直接面對服務對象（商業的顧客、或者是NGO的客戶）；因此，他們要直接面對要求、直接與外界交往、直接面對挑戰；自沒有來之上級的設計，他們要設計產品或者方案；因此要懂得創新、承擔風險、隨機應變；沒有了嚴格的規章制度，因此需要嚴格的自我管理和自信；沒有了明細的分工，代替的是團隊合作、群體運作、和諧相處；工作範圍再無法嚴格細分，因此需要多種技能、隨時學習、自我管理；沒有了上級的嚴密監管，需要自覺的道德操守；小機構易生易滅，要準備隨時轉工轉行。等等。
今天進入社會的年青人，絕大部分都會進入這類的工作，不管是什麽行業，也不管是那一個階層的工作。我把這稱爲後工業社會的工作形態。這種工作形態，是在最近十五年裏面，才普遍起來的；但是蔓延迅速。今天的學生，到他們畢業進入社會的時候，這種工作形態一定又會更加普遍，而外而且變得更加徹底。君不見愈來愈多的年青人在選擇不如機構而獨立工作（free-lancing）嗎？
但是讀者也會想到，人的生活絕對不止於工作。後現代社會的變化，還在於每個個人經常要面對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還要面對子女、老人、健康；再要加上越變越快的經濟環境、科技環境、傳媒環境。等等。
再加上本欄以前提過的、現代社會必需的人的素質：對生命的樂觀、對自然的熱愛、對人類的熱忱、對家國的承擔、對和平的維護、對民主的追求、對平等的虔誠、對理性的忠誠、對弱勢的關愛、對藝術的陶醉、對錯誤的承認、對嘗試的勇氣，等等。
我以前的問題是：學生如何爲此做準備？學校如何為學生作這些準備？
我現在的問題又加上：假如學生需要做這樣的準備，我們需要怎樣的教師？我們的教師有是否知道社會的這些變化？我們的教師有何從知道社會的這些變化？
這個問題，可以轉爲許多新的問題：教師培訓，是否也應該包括在學校以外的社會體驗？又或者，是否乾脆要招聘有社會經驗的人當教師？愛學校裏面，有誰來為學生塑造他們對於社會的知識？是否還是靠教師？
以前學校的功能就是為學生準備考試，考取學歷；因爲學校的責任主要是挑選和淘汰。現在學生要準備的方面太多了！學校要做些什麽變化？學校人員的數目和『工種』是否太少？
或者更徹底地問：工業社會留存下來的『學校』，還能不能承擔後工業社會教育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