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08/04/04)
讀不成書 …
程介明
周前談及在孟加拉遇到身為乞丐的家長，引起了一些朋友的興趣，也勾引起腦袋中不少的問題。
當時那位乞丐家長，平靜地、小聲地對我們說：「我現在這種情形…，但是希望孩子比我好一點。」當時我是感概萬千，聯想起我的巴勒斯坦學生說的：對每天生活在生死邊緣的巴勒斯坦人來説，每天能夠送孩子上學，就是最大的希望；也聯想起我的伊拉克朋友說的，孩子上學，代表著伊拉克人對於明天的期盼。在香港有機會到特殊學校，感覺也是一樣：我們全部的精力，就是要孩子對於前途抱有希望。
但是詳細想一想，我們的學校教育，真的在給予學生希望嗎？
重覆以前在本欄談過的，我們所熟悉的學校制度，是工業社會的教育制度；是通過篩選為金字塔人力結構輸送人材的概念。這樣的制度，注意力集中在挑選出來的人材，對於挑選不上的，是屬於被淘汰，屬於「力有不逮」，是「不合格」，國際上一度甚至稱爲「wastage」（廢料）。換句話說，這些挑選不上的，不是教育制度所關心的。挑選到了人材，教育制度也就認爲是完成了她的使命了。對於每教育制度「廢棄」的，對不起，不在教育制度的目標範圍內。
在華人社會，這樣的學校制度又加上了古代科舉的影響。延綿了一千六百多年的科舉，儘管是「選賢與能」的有效辦法，也促進了「勤奮好學」的民族優點，但是畢竟是選拔官員的一個過程。整個過程，目標全在於挑選出來的精英。對於「十年寒窗」而一生沒有「成名」的，「你們落第了，於官場無緣，明年請早。至於你們的遭遇如何，對不起，這不在科舉的任務之內。」
整個來説，一直以來學校關心的是教育系統裏面的事。學校裏面的成敗、得失、好壞、憂樂，基本上是在教育制度裏面的成敗、得失、好壞、憂樂：分數夠不夠高、學生是否升班、是否品學兼優、升不升得到好學校、進不進得了好大學、等等。至於在這個過程中被淘汰的、被篩掉的，學校很快就把他們忘記了。因爲他們不屬於學校關心的範圍。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學校制度！這就是我們熟悉的教育制度！
然而，自從實行義務教育（強迫教育）以來，教育制度其實已經開始失去篩選和淘汰的功能，不過人們一開始不覺察而已。三十年來，人們才逐漸知道，已經不能把「力有不逮」的學生趕出學校了；三十年來，慢慢地，連「留級」這個概念都有點站不住腳了。到後來，這種概念已經不由分説地從九年延伸到整個中小學了。在學校裏面，逐漸地，人們開始感到需要研究所謂「多元化」、「學習差異」了。以前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學生學不好是學生的事。現在發覺原來對著同樣的課程、同樣的教學，學生學習的成就是會很不一樣的。以前不發覺，是因爲稍有差異的都被篩掉了，在學校裏面消失了。現在，學得好的、學得壞的，都會繼續在學校裏面留下去。
但是，從學校的角度看，仍然覺得我們讓學生學的、我們對學生的要求、我們定下的標準，都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學生有些學得上、有些學不上而已。學校的責任，就是如何通過種種地教學措施，把所有學生都拉到我們要求的合格綫上。
這也是美國總統布殊提出的口號「不丟一個孩」（No child left behind）背後的理念，但也正好是這個口號的失敗的要害。「不丟一個孩」，在美國大多數學校（特別是公立學校）的詮釋，是每個學生都要達到標準。而這個標準，其實是學校定下來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簡單化為考試分數。於是在美國各個州興起了一股「標準化考試」的狂風。其結果，是一反過去對於學生學習自生自滅的頹風，卻變成了使許多學生淪爲「不逮」，使許多學生變爲學校和教師厭煩的對象。
其中的關鍵，是沒有擺脫工業社會的教育意識形態，還是用劃一的目標、劃一的過程、劃一的內容、劃一的要求，而要求學生去遷就這個體系。這其實是我們在香港開始強烈感覺到、而又沒有徹底找到答案的問題。美國興許有許多發人深省的教育創新，但是對於學校教育的宏觀政策而言，實在是乏善可陳。
關鍵是社會變了。我們儘管在教育裏面可以有種種的要求，從而判斷學生的成敗。但是社會不饒人，不容於學校的年輕人，在社會上怎麽辦？在學校連裏面被看成是失敗的學生，我們為他們的一生做了什麽的準備？
我覺得這是衡量一個教育制度是否「與時並進」追上社會的關鍵問題：我們怎樣為不升學的青年做準備？不升學的青年，他們在學校學了什麽？
在工業社會，被學校制度淘汰出來的學生，就參加藍領勞動大軍，而且可以如此度過一生。現在，沒有一定的知識程度，就無法就業；即使有了一定的知識程度，還要看人的素質；無法就業，還得學會創業；就了業，還得學會轉工轉行；工作以外，還要學會退休、面對年老、處理家庭關係、計劃處理財務，還得由自己的文化、藝術、宗教、餘暇生活。學校，為這些作了什麽準備？
這個問題，不光是教育需要回答的，也不光是學校需要回答的，而是整個社會需要面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