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08/03/27)
教師的「責」
程介明
在近年的教育文獻裏面，常常出現一個字：「Accountability」。特別在八十年代以後，很多關於學校管理的討論，這個字出現得很多；九十年代後期直到今天，這個字又經常出現在高等教育的討論裏面。
Accountability，是不好翻譯的詞之一。因爲中國人不興造詞，總是希望用舊的字、詞來翻譯，對於一些中國傳統裏面沒有的概念，就有點束手無策。不像日本人可以索性創造音譯外來語。我的理解，「Accountability」就是中國人的「責」，在西方概念裏面與「職」（Responsibility）、「權」（Authority）分立。一個人在工作單位裏面工作，先有「職」，有時候叫「職務」，但「職務」可以說是「職」的具體化；也就是說需要這個人幹什麼。比如說，我管「人事」
，我就要問：「人事」包括怎樣的工作範圍？什麼事我必須管？什麼事輪不到我管？
還得有「權」：可以幹什麼；有時候叫「許可權」，也是「權」的具體化。假如我管「人事」，那麼，什麼事我有權決定，什麼事需要上級或者別的部門同意？
在中國人社會，有職無權，因此而工作困難重重的情況，是經常會出現的。無職有權的情況，甚至無職弄權，也不是沒有。但這是題外話。
有了「職」和「權」，知道了要幹什麼和可以幹什麼，並不等於就能把工作幹好。於是有「責」。「責」的意思，廣義來說，是 「怎樣才算把工作完成了」。中國人有時候說「責任」，也含有這個意思，但是從意義上來說，「責任」與「職責」有點重疊。中文裏面的「職」，也含有「職責」的意思。我們有時候也會說「權責」。可見在中國人的概念裏面，上述「職」、「權」、「責」三個概念是可以混成一體的，起碼是互相滲透的，這也許是中國人總體思維的一種表現。英語中的Accountability，則只表達「責」的意思。也許這也代表了西方分析性思維的特點。香港和台灣都會用「問責」來表達這個概念，就是想造一個新詞來涵蓋一個新概念。
「怎樣才算把工作完成了」，就牽涉到幾個問題：第一是完成工作的標誌是什麼；第二是工作素質好壞的尺度是什麼。但是關鍵的是這些上述的標誌和尺度，誰說了算？因此，西方的「責」，概念上也可以轉換成「向誰負責」。
教育工作向誰負責？學校向誰負責？教師向誰負責？這是過去大概二十年裏面國際上從未間斷過的話題。
英國已故學者 Maurice Kogan 提出教育有三方面的「責」，也就是向三方面負責：行政責、市場責、專業責。
行政責(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也稱國家責，是指教師、學校和廣義的教育工作者，通過規章制度、聘用合約、行政命令、政策法規等，向學校領導、聘用單位、地方教育當局、以至國家教育部門、國家法律所負的責。
市場責(consumer accountability)，是向教育的服務對象（或曰「消費者」）所負的責。這些服務對象包括學生、家長、用人單位、以至上一級的學校。如何符合和滿足這些服務對象的意願，也是教師和學校的「責」。
專業責(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則是通過專業知識、專業經驗、專業判斷、專業道德、專業進修等等，為學生和社會的最長遠的利益著想而負的責。通俗一點來說，有時候也可以說是專業良心。在有教師專業組織（例如「教師公會」）的地方，向專業組織負責，就是具體地負起專業責任。
在以往的中國社會，也許三個方面是一致的。比如說，大家都是為了國家的建設，因此所有的政府行為、家長意願、就業分配、學校教師，都是同一的思想：「為了國家的未來」。這三個「責」，就沒有劃分的必要。但是在現代的社會，即使是集體思想比較濃的東亞社會，各個方面具體的意願與要求是不一樣的。
香港就有這樣的例子：一所小學，學校規定學生每天要做二十題算數家庭作業。家長抱怨，說「二十題太少了，我的孩子很快就作完了沒事幹。人家隔壁的學校每天起碼三十題！」教師覺得，作業不在多少，而在於理解，應該靈活處理，以講求實效為重；因此每天二十題是太多了，近乎操練。從學校行政的角度來說，因為在處理大批的學生，難免側重規章制度；不定下一個標準，沒有政策，就會有參差，對學生不公道。二十題是提防過少，也提防過多。
也有這樣的例子，小學生奔跑中碰上牆角受傷流血了。班主任急忙替他止血；校長急忙制止，因爲教師沒有受過救傷訓練，只好等救傷車；家長接到電話，譴責學校不立即採取措施。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原因，因爲各有各的「責」。不在乎誰對誰錯，而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對於教育的看法會不一樣。都是積極的，可惜最後還是發生在同一的學生身上。「責」的三個方面，在實際工作中是會有矛盾的。甚至可以說，真正負責的專業教師，整天其實都在這三種「責」的交叉之中謀取平衡。
但是國際上近年的趨勢，容易把「責」，簡化為「行政責」；追求制度上的呈報、評估、測量、監控。一說Accountability，就是要向「納稅人負責」，要公帑花得「物有所值」。在香港，由於傳媒的威力，「市場責」也經常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又是另外一種Accountability。於是，可憐的學校，往往就要窮於應付來自上面的行政監管，也要同時應付以傳媒為後盾的、來自家長的監察。這些也許都是好事情，但是偏偏剩給專業良心和專業判斷的餘地就不多了，學生的真正長期利益有時候就顧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