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08/02/29)
孟加拉的啓示
程介明
上周談到孟加拉的學校，特別是在學校中遇到行乞爲生的家長。想不到引起了不少朋友來信回應。
其中一位說：“我不禁拿香港的家長與孟加拉的家長相比：香港的家長面前教育的選擇很多，孟加拉的家長幾乎沒有選擇；香港的家長，子女的前途也是選擇很多，孟加拉的家長也是幾乎沒有選擇；但是孟加拉的家長對於子女的教育與前途充滿着希望，香港的家長卻未必如此樂觀。”
我不敢說孟加拉的家長是否比香港的家長樂觀，但是教育的確是孟加拉家長的唯一希望。這使我聯想起年前在哈佛教學時的一位巴勒斯坦助教，她訴説了巴勒斯坦人日常的慘痛生活以後，說：“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學是最神聖的事情，不管街上有多危險，也不管途中有多少路障，只要孩子能夠上學，就有希望。”
最近遇到伊拉克的朋友，也是這麽說：“環境越是惡劣，老百姓對教育的希望就越高。”在絕境之中，今天的生活沒指望了，就更加珍惜明天。教育就是明天！
上周文章末段沒有詳細討論：在孟加拉，我們訪問的這些學校都是公立學校，在中央集權的孟加拉，全國學校和教師的待遇是劃一的。像中國開放改革以前一樣：“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三十六指當年的教師人民幣工資），爲什麽我們看到的這些教師，確是如此熱心、如此投入？
我的解釋，“教育帶來希望”，不僅是家長的思想，也是教師的思想。在孟加拉農村，教師也是老百姓的一部分，他們也對教育帶着深刻的希望，他們的心，與家長是連在一起的。
就在有很多乞丐家長的那所學校，學校期望教師對於每一個孩子每個月起碼做一次“家訪”（家庭訪問）。我們覺得不可思議。但是教師們覺得理所當然，而且是輕而易舉：“我今天上班的途中，就順道訪問了四個家庭”。
我們在教育界的，容易把學生看成是人家的孩子，只不過是我們工作對象而已，有人成功、有人失敗，理所當然。但是如果我們教師也設身處地站在家長的立場來看，每一個學生都應該滿懷希望。不然，教育就是徹底的失敗。
這，其實不限於中小學，也包括大學。
日佔時期的香港大學，有不少故事。在集中營之中，教授們如常開教務會議，還如常舉行畢業考試。今天想起來，真的要佩服那些前輩。他們以行動道出了教育的真諦：教育是爲了明天。他們讓大學的教育事業在集中營裏面延續下去，就是爲了迎接勝利的明天，也深信香港有明天。
然而，人們往往就是這樣：越是處於艱難困苦的絕境，越是珍惜未來，越是珍惜希望。
這一年左右，參加過許多國家討論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而每一個國家，有不免在計劃大幅度擴展高等教育以外，紛紛計劃“打造幾所世界級大學”。我在本欄也陸續報道過。
這個口號本來江澤民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北京大學百周年校慶的慶典上提出的。後來高等教育的“九八五工程”，就是按照這種哲學塑造的。 我一直覺得這是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哲學的高教版，頗有“中國特色”，也因此不容易為其它國家的人理解。
後來陸續親身參與沙地阿拉伯、巴基斯坦、泰國、馬來西亞、甚至哥倫比亞的政策討論，才發覺樹立少數幾所精英大學，原來對於國家發展策略，居然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多少有點覺得略爲戲劇化了一點，擔心是決策者的心血來潮。隨着有幾件事，卻讓我對於“打造幾所世界級大學”的認識，不斷在演化。
去年年末，在上海交大的會上，才知道原來德國打明旗號要學中國，決心營造經營機構。二零零四年開始，在三個“窗口”進發：世界級大學、世界級卓越中心（研究所）、研究生院。到了二零零六年，終於選出了十所大學（二十七個提名）、四十一個卓越中心（一百五十七項提名）、三十九所研究生院（一百三十五項提名）。看來是非常認真的戰略部署，也引起了美國大學的普遍關注。
兩周前，應世界銀行之邀，與印尼的教育部長講解“世界級大學”。到了現場，才知道聽衆只有十個人，但同時連接四十一個會場作視象會議。我對部長說，“世界級大學”這個詞，是帶有“排斥性”隱義的，很可能是富了少數，窮了多數。部長的答案卻讓我有點意外：“我就是要讓每一所大學都塑造奔向‘世界級大學’的願想。還馬上翌日把我飛到排在榜首的Gadjah Mada大學，並向九所“精英大學”做視象會議。部長說，這是“讓‘世界級大學’的瘟疫迅速傳播”。開始看到了“世界級大學”的另一種積極意義的闡釋。
在孟加拉，又有了新的啓發：走訪了全國第二大的Rajshahi大學（想不到這裡還有三位香港大學畢業的教授）。校長有點失落，覺得全國大學停滯不前，看不到有什麽前景。頓然悟醒：原來沒有“世界級大學”概念的牽引，大學可以是如此的黯淡！原來“世界級大學”的積極意義在此。
不過也難怪：孟加拉前任總理、再前任總理、上屆内閣的百分之八十，都因爲懷疑貪污而在坐牢。原來三個月任期的看守政府，已經“看守”了兩年多，不願解散。
孟加拉的貧窮，原來是有原因的。
圖：遍佈孟加拉的三輪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