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08/02/15)
博士考試
程介明
農曆昔年以前，談到博士輔導。談到導師與博士學生的關係，容易產生一種潛在的甚至是明顯的尊卑關係，對於做好學術功夫甚爲不利。在華人社會，導師與博士生的關係，一般看作是師徒關係，更加容易用『學徒』的觀念來看待博士生。
其中尤其是學生的畢業論文，其所有權的所屬問題，往往會引起一些不愉快的結果。程序上來說，博士論文通過答辯，學生合格畢業。論文本身經過修改，繳交給學校，一般就會在圖書館上架收藏，人們可以公開閲讀，理論上也就算是出版了。研究生畢業論文的版權，各地各校不一樣。在有些地方，版權屬於學生；另外一些地方，版權屬於大學。法理上如此，實際上是難以清楚界定的。好的論文，一般考試結尾考官會提示學生應該把論文著書出版；假如學生拿論文去出書發表，通常要通知大學圖書館。但是很多學生把論文内容整理成爲文章到學報發表，往往就沒有要求學生要申請版權。
但是在中國人社會，特別是師徒關係上『尊卑』概念嚴重的地方，導師往往很自然地認爲學生的論文，導師『有功』，也因此『有分』。於是『順理成章』要分享論文的成果。有些要求學生『借用』數據，有些擅自拿學生數據出文章，有些要求學生在論文發表時加上導師的名字。
這在自然科學的領域，比較難以劃分，因爲的確學生是參與了導師的研究項目、作爲研究組成員之一完成論文的，的確有數據共享的現實。但是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博士論文往往是學生個人的項目，導師不過是指導而已。
學生的論文，成果應該基本上屬於學生。當然，學生與導師合作無間，一起和諧地發表論文的情況也是很多的；但是在學生並不完全情願的情況下，被迫或者勉爲其難與『師傅』合作發表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最絕的一個例子：一位博士生完成了一部很不錯的論文。他把其中重要發現寫成論文準備發表，好意拿給導師看。導師認爲他寫得沒有水平，拿來自己重寫，結果在沒有通知學生的情況下自己拿去發表，只是把學生作爲第二作者。表面上看來天衣無縫、難以入罪，學生卻是啞子吃黃蓮，自己的論文失去了獨立發表的機會。不止於此，而且以後要論述自己的發現，反而還要引用師傅的文章，否則變成剽竊。
這些華人社會的不正之風，在香港應該有意識地與之絕決。各院校如果不能在這類問題上把關，香港的高等教育就會逐漸失去她在國際上的信譽。當導師的，應該自覺維護學術的尊嚴，恥於侵佔學生的知識產權；而且應該把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作爲博士輔導的重要課題。只有這樣，香港才能屹立於國際高等教育之林。
談起博士考試，這裡說一段有趣的經歷。如干年前，收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邀請，說有博士生要答辯，問我願不願意擔任 Faculty
Opponent （可以譯作『學術對手』）。我對於北歐的制度了解不多，問是什麽角色。對方說是與英國制度的 External
Examiner （校外考員）差不多，也就答應了。
北歐與許多歐洲國家一樣，論文在答辯以前是需要通過出版社出版的。到了寄來詳情，卻有點吃驚。原來我這個『學術對手』，需要首先把厚厚的論文消化了，用我的語言把論文的大意講演一次。這還不算，規定的時間是大約一個小時。當時還沒有用上powerpoint，於是製作了許多高影機的膠片，用我的理解闡述這位來自上海的學生的論文，結尾是提出我的意見、批評和質詢。這樣才算是完成了『對手』的任務。
到了現場，又是以外。現場是一座斜坡式的演講廳，裏面坐滿了大概二百多人。前面正中是我的講壇，我的右手邊斜對着觀衆是那位可憐的博士生，當時的感覺好像他坐在犯人欄裏面似的。考生的後面，離開一段距離，是他的導師，是國際上頗爲有名望的一位老教授。
我的正前方，第一排觀衆只有四個人，原來他們才是考官 （Assessor），我這個來自校外的『對手』只是扮演『搏鬥』的角色。
首先是導師宣佈答辯開始。我講了一個小時左右。接着是考生自辯，也是用了三刻鐘左右。然後是四位考官的盤問，大概又是一個小時。然後是考生『結辯』，大約半小時。最後是導師表態。考生接受了大概三個半小時的煎熬。九點鐘開始，到考官與我退場午餐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一點鐘。
聽説，歐洲的博士答辯，原來都是公開的；後來不知道是怎樣的過程，才演變成爲今天許多國家的閉門答辯。這使我想起，中國在開放改革初期，開始設博士學位的時候，答辯也是公開的，而且是公開邀請全國同行。全世界的博士學生如此之多，要如此隆重其事地舉行答辯會，恐怕時間和資源都不允許。
上述的瑞典考試，結果是喜劇收場。但是也有不那麽愉快的。這幾年為不同國家的大學做過博士生考試，不止一個學生就是因爲其中一位考官誓不退讓，把學生弄得很尷尬。特別是經驗不足的考官，或則斤斤計較論文的一些小缺點，或者堅持自己的學派而且用以判斷另一學派，堅持某種研究方法而無法其他方法，又或則因爲無知少見而固執，結果把本來是非常出色的論文，推到不合格邊緣。都是因爲老師濫用了自己的權威，而不懂得學術世界之廣博。
芬蘭的一個博士答辯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