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07/12/21)
誰來決定考試制度？
程介明
報載剛告別考試及評核局的前秘書長姚培德（Peter Hill），“慨嘆計算學生「平時分」的校本評核（SBA），近年淪為教育界爭取資源時借題發揮的工具，認為批評校本評核的人是「不談評核精神，只談資源多少」。今日離港退休的他，形容校本評核是生不逢時，輸在形勢。”(明報十二月十七日)
姚先生是澳洲人，在教育評核方面享有國際聲譽。以上的言論，給人一個印象好像有點不歡而散，而原因是香港人“部將不講評核精神”，也就是不講專業。也許這是記者的闡釋，而不是姚先生的本意。“校本評核”的引入，的確毫不順利。其遇到的阻力，到底是否因爲借題發揮、是否只談資源？香港有許多教育議題的確是很容易變成了資源掛帥的政治議題，但是在“校本評核”這個議題上，是否也是這樣？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
校本評核的爭論
教育評核，或者通俗一點稱爲“考試”，是教育發展的咽喉地帶。也就是說，只要捏著評核這一関，其他的都會隨著轉向。這在中國人的社會，由於一千多年的科舉影響，尤其如此。也就是說，評核這一関拿捏得好，何以大大地促進教育的進展，也會為前綫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反過來說，要是評核這一関拿捏不好，就會給搶險的教師造成很大的壓力和傷害，也會使得教育改革的良性進展前功盡廢。
因此，我會用比較正面的態度來看待“校本評核”的“阻力”，而把這些所謂“阻力”看成是有益的討論的起點。相反，假如現在建議的“校本評核”靜悄悄地通過了，沒有經過人們的嘴嚼與辯論，到了執行的時候，一定遇到更大的阻力，也必然以失敗告終。
但是有關“校本評核”的討論，最有趣的是：到底是專家的提議比較“先進”,比較符合學生學習的需要？還是教師的反響比較合理，比較能夠把學生學習推到新的高度？
首先要聲明：我不是教育評核的專家，我對“校本評核”的技術部分，沒有發言權。但是就是因爲我不是專家，才會用平常的心態來觀察“專家”提議的方案。我所關心的，不是評核的技術，而是提議的方案假如實施，在學校的基層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因此，我下面的分析，也許被有關“專家”認爲“沒有專業知識”，但確實是近幾個月來我所踫到的教師和校長的顧慮，也是我的顧慮。
我的理解，現在提議的“校本評核”，是要在公開考試裏面加進“校本”的因素，也就是記者和一般教師理解的“平時分”。這一點是沒有爭議的，也是世界上許多機構認別國的公開考試的一個要求，目的是防止“一試定終身”的不合理評核。這也是出現“校本評核”這個概念的基本出發點。
引起關注的，是公開考試（中學改制以後新的“會考”）的成績，與所謂“平時分”的關係。現在的建議方案，也是姚先生認爲是技術上的原則問題，從技術層面來看，“平時分”必須用最後公開考試的成績加以“調節”。因爲從技術角度看，“平時分”是“不嚴格的”，而公開考試是經過嚴格設計的，因此不能隨便承認“平時分”，而必須用可靠的公開考試成績來“調整”不可靠的“平時分”。
但是從前綫教師的角度看，假如每一次小測驗最後都要與公開考試掛鈎，豈非每一次測驗都是公開考試的一部分，豈非每一次的小測驗都要嚴陣以待，不允許學生有起伏？那樣，豈非出什麽題目，如何評分，都要非常的小心。從評核專家的角度看，這正是他們的目的，即把校內的所有評核標準化、嚴格化。在極端的評核角度看，也許最好是每一個科目和領域、每一項活動，都變成標準化的考試。但是從教育的角度看，這豈非把公開考試的壓力滲透到每一天的教學活動？而且是理直氣壯地用公開考試來統治校內活動。
環顧世界各地，上述極端的角度其實也很少市場。教育界的討論，已經產生了良性的效果，其實已經引起了関於“校本評核”的一些重要修訂。
校本評核不是平時分
首先，“平時分”這個概念是不準確的。傳統的“平時分”概念，是平時的小測驗，形式與大考試是一樣的，不過是分階段累積而已。修訂後的建議，“校本評核”應該集中在傳統的“紙筆考試”無法做到的評核。最典型的是美術：學生平時的創作，應該得到承認；因此計算平時的創作，是衝破了傳統的評核方式，讓校內平時的活動得到承認，也就是在傳統的考試以外為另類的學習經歷佔領空間。這樣的“校本評核”，是用評核這個工具來拓寬學習的空間。
第二，按評核的專業來説，最極端的也許是每一個科目（將來的“學習領域”） 都要同時進入“校本評核”的範圍。現在修訂之後，已經減到少數的學習領域。
第三，“校本評核”在各個學習領域所佔的積分比例，已經減少。
因此，“校本評核”是因爲修訂而加強了它促進學習的功能，而不是削弱了。姚先生的慨嘆從何說起？這種修訂，到底是由於壓力而採取的權宜之計，是策略上循序漸進，還是根本上不應該走向原來的方案，恐怕還要走下去才知道。現在的方案，一定還會因應社會的反應和實踐的結果，還有許多的修訂。
不可由技術指揮政策
這些修訂，説明教育評核裏面雖然有許多不是我們平常人容易明白的專業知識，但是評核畢竟是一種工具。評核的目的，評核的設計，是要接受其效應的檢驗的。因此，教育界的反應，是自然的，是善意的，也因而促進了良性的變化。
但這也説明，像教育評核這樣事関重大的變革，應該由政策的考慮帶動技術的變革，而不能任由純粹懂得評核技術的機構和人員把持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