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
甚麽叫“學術干預”？
程介明
學術活動，是爲了探索真相，尋找真理；或者現代的説法，也是創造知識。人們往往廣義地把學術活動稱爲“研究”。總之，學術的重要，就在於闖進未知的領域。由於是未知，就不像種植活動，可以預先知道活動的結果；甚至不能預設所有的行動方案。由於是未知，學術活動過程中的結論，其實都是暫時的，是準備經受衝擊的。學術的報告和傳播，原來的本質也是讓更多的人知道，因而經受更廣泛的考驗。也因此學術活動需要容忍曲折、錯誤、失敗；我聼過一位科學家說：“科學研究就像點燃一千支蠟燭，最後有一支不滅，就已經很幸運了”。這是學術活動的本質。不然，學術的世界，就沒有了生命。
學術自由，就是在這種前提下成爲必要。假如由於不喜歡、不同意、不能忍受研究的題目、方法或者結論 -- 例如因爲觸及“神聖”的信念、已經確定的理論、主流的意識形態、當下的既定政策、或者是政治敏感的議題 -- 因而希望中止研究的經費、改變研究的方向、排擠研究的人員、禁制研究的發表、等等，學術活動就會在沒有成熟以前就被扼殺了，新的知識就不會誕生。學術自由受到幹預，學術活動就無法正常進行，也就失去了她的生命。
當然，以上是非常純粹而浪漫的版本。現實生活中，當然要複雜得多。中古時代的歐洲，政教合一，學術發現對於宗教教義的挑戰，足以動搖統治的權威。在當政者眼中，這類學術發現，就非幹預不可；真相與真理，就完全顧不上了。
在美國聯邦政府處理教育研究的朋友對我說，今天聯邦政府手頭的教育研究經費有限，爲了保證物有所值，就焦急地把教育研究的資助項目，聚焦在政策急於解決的問題上面（例如學生的“閲讀”）；並且需要馬上有統計上的“科學性”的結論，好作爲教育資助方向的決策根據。於是就有了“類似醫學”的實證研究（evidence-based research）的説法。
也是在今天的美國，有許多學術研究，是無法進行的。說“無法進行”，有時候是法律所禁止（像幹細胞研究），有時候是意識形態不允許（像研究男女學習差別），更多的時候是在種種壓力之下沒有人肯資助；或者由於“國家機密”而無法取得數據；又或者是研究的題目“政治不正確”，人們不敢碰；也有因爲影響市場和商機而因此遭到嚴厲的攻擊。同時，也有由於政治或者商業的需要，而要求科學家從事違背良心的研究。
可見，“學術幹預”可以是很多的。“學術自由”，往往受著非常複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包圍和限制。但這不等於就說“學術自由”只是紙上的神話。在現代社會裏面，“學術自由”仍然是一種社會共識；許許多多的院校，都有種種機制、規定和措施，嚴密地捍衛“學術自由”。對於幹預“學術自由”的行爲，一旦發現，都會群起而攻之，也不會逃得過起碼是輿論的審判。
以上的討論，旨在用具體的描述，看清“學術自由”和“學術幹預”的本質。用這面鏡子來看香港，我們其實是“學術自由”的一塊福地。我們的學術研究，既沒有政治上的限制，也沒有政治上的方向。研究經費的發放，基本上是看所謂“素質”，而沒有方向性的選擇。商業機構操縱研究方向，也是甚少出現。上述的“學術自由”受到幹預的情況，在香港可以説是絕無僅有。對於學術研究，甚至也可以說是放任有餘，而聚焦不足。香港教育學院的風波，是否屬於“幹預學術自由”，是否香港“學術自由”的一個汙點，既然引起了全球注目，我們對全世界應該有個交代。
教育學院調查報告書說：“幸好，從現時的情況可見，香港的學術自由並沒有受到負面的影響。”但是報告書對於某些官員少有的嚴厲譴責，是否表示委員會認爲香港教育學院的事件，是一起嚴重的學術自由受到幹預的案子？這一點要是沒有一個交代，不同的人就會從不同的角度來闡釋事件的性質。對於香港以後的處事原則，影響很大。
這裡無意掀起關於官員是非的討論，然而對於事件的性質，應該有一個界定；對於事件的嚴重性，也應該有一個合理的估量。我覺得這是負責任的報告書應該顧及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這不屬於報告書的職責，那麽縂有人應該對於事件有一個結論。
有不少人私下議論，認爲調查報告似乎偏重於對於人的裁判，而對於事件的性質的判斷，則較爲簡單。引起這種議論，非常不幸。因爲這次事件的性質，首先是需要釐清已知的活動“算不算幹預”，然後才可以判斷有關人員是否有幹預的行爲。現在普遍的感覺是似乎“幹預”的底綫定得很低，因此動機與行動、正式場合與非正式場合、已發生與未發生、一方的行動與對方的感受，通通都可以成爲證據。如果把這份報告書作爲先例，就會出現很大的隨意空間。
這也許就是爲什麽許多官員覺得“無所適從”或者消極地認爲“少說少錯”，因爲界限模糊了，仿佛動輒得咎。這也會誘發許多人以爲由於自己是學者，因此自己單方面的感受也可以塑成一個被迫害的現實；或者是臆想自己的許多失意和挫敗，都是官方迫害的結果；或者由於身處高等院校，就可以凴臆測和想像營造輿論而不必付出代價。如此一來，香港就好像是學術自由在在受到幹預的地方，好像香港的官員不斷在操縱學術界的活動。我們要給香港一個公道。如上周所述，“學術自由”是社會賦予學者的一種特權，是以學者的誠信、風骨和貢獻作爲前提的。請千萬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