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
大城市的教育責任
程介明
上兩周談到中國內地由於農民進城打工而引起的“隨遷子女”與“留守子女”的兩類問題。一位熟悉內地的資深學者說，“留守子女”引起的“關愛”行動，説明中國的民情變得很快。國際上、甚至香港人對於中國，不是盯著她的經濟，就是盯著圍繞著中央政府的政治動態，而沒有注意到，底層的社會已經在默默地發生許多巨大的變化。這從許多農村的“留守子女”的報告可以明顯地感覺到。
但是有時由於同樣的原因，城市裏面對於進城的“隨遷子女”，感情就不太一樣。因爲這是“人家”的子女。分析以下，這裡面起碼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是中國人的“籍貫”觀念。我們從小就要在各式表格上填上“籍貫”。我填的是“揚州”，因爲父親是揚州人，七十年代在深圳過海關，戰戰兢兢看著邊防解放軍在我的回鄉証上填上“揚州”兩字，因此影響深刻。中國人的籍貫很重要，籍貫相同的就是“自己人”，另眼相看，特別親切，也因此可以理直氣壯地特別照顧。
當然，任何國家的人，縂有同鄉的觀念，澳洲人和澳洲人、美國人和美國人，要是在異地相逢，不親熱才怪！但是我縂覺得中國人的同鄉，帶有親情，也自然而然地包含利益。
像進城民工的子女，“留守”的是自己人，是“親骨肉”，因此不言而喻地容易喚起當地民衆的“骨肉情”，要為“留守子女”“重造家庭關愛”。也因此會有教師也隨著民工進城，異地辦學，專門為“鄉親”的子女服務。
但是“隨遷”的子女，在“流入地”的人來看，卻是“人家的”子女，需要有理性的理由、政策的強制、或者經濟的計算，才談得上照顧。“關愛”，則似乎不在概念之內。在裏面的親疏，是非常明顯的。北京的朋友告訴我，有些校長還不敢公佈校內的“進城”學生人數，怕本地家長知道了會跑掉。（當然，香港人又何嘗不是？不要說“新移民”子女，即使是香港土生土長的非華裔子女，也何時引起過我們香港人的“關愛”？）
翻查資料，才知道“籍貫”兩個字，本來就有兩個方面。在古代，“籍是指一個人的家庭對朝廷負擔的徭役種類，也就是指其所從事的職業；貫指一個人的出生地。籍貫合在一起，指一個人的出生地（貫）和家庭徭役種類（籍）的登記文件”。“從魏晉時期開始，國家對籍貫加強掌控，就是爲了避免徭役和賦稅的流失”。因此，籍貫的觀念，原來就有“親情”和“經濟”兩個因素。
近代，官式的定義，籍貫是“祖居地”，通俗來説是祖父的出生地。我的祖父出生在揚州，所以我的籍貫是揚州。但是我父親從小就到了上海，我家的母語是上海話，因此人家又把我們歸類為上海人。但是我生在昆明，長在香港，在上海只耽過三年，揚州更是只有過兩次短暫的停留。你說我的籍貫與我有什麽關係。
香港已經在正式的檔上有籍貫這一欄。台灣也已停用籍貫欄別。中國內地也在醖釀取消籍貫的欄別。事實上，即使沒有取消，除了填寫之外，已經失去了具體的意義。
但是一踫到經濟利益，潛在的“籍貫”概念就起作用了。內地大家都很熱烈在討論是否要取消“戶口”。在人們對於“糧票”的歷史依然歷歷在目的時候，大家都仿佛覺得取消“戶口”是遲早的事。但是當人們討論“隨遷子女”教育的時候，大家就恨不得有一個辦法，把這些另類居民標簽起來。
這裡面有一個財政的考慮。經濟改革之後，基礎教育的支出，由城區財政負擔。像上周提到的北京某個城區，“隨遷子女”佔了公立學校學生的百分之五十五，都要由該城區的稅收負擔。當地的居民就會覺得，“爲什麽他們吃飯，我們付鈔？”
武漢市對於這個問題，解決的比較順當，聽説是一位新上任的市領導問大家：“假如所有的民工都不進城，武漢會是怎樣的一個城市？”因此打動了各個部門，開始認真地解決“進城子女”的教育，居民也開始對“進城子女”有了承擔和關心。
我覺得，這是現代大都市的量度。現代的大都市，不可能獨立生存。她們的繁榮，是周邊的甚至於全球的人民滋養出來的。對於民工，不能只著重看他們對於本城市的增值，而對於他們的福利，包括對他們的女的教育，卻一毛不拔。
最近由於一些大城市對於民工子女比較開放，又引起了另一類的問題：開始有了純粹爲了子女就讀而進城的流動人口。如何對待這些“教育移民”？我的答案是，只有準備更大的容量，讓城市的教育魅力，輻射給更大的民衆。看不出有更好的出路。大城市的魅力，在於它的經濟輻射著更大的地域；人們也期望她們的文化、醫療、教育、宗教個方面的魅力，也輻射到更大的地域。真正的大城市，實際上都是這樣的。
這裡講一個不算秘密的秘密。在行政長官選舉以前，我和幾位高等教育的朋友，跟候選人之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