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
高等教育：誰主浮沉？
程介明
日前本欄（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回答另外的幾個問題。
一:香港的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是什麽？
二:以這個方向為根據，香港的高等教育目前最需要解決什麽？
三:這些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性問題，誰來決定？
四: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進度，誰在掌握？
表面來説，這些也許都不應該是問題。不是有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在主持大局嗎？是也！非也！
教資會角色值得反思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確在管香港的高等教育，而且管得非常細緻：高等教育院校裏裏外外、大大小小，UGC都管得到；也管得很嚴：幾乎事事都與撥款掛鈎，動輒就會涉及撥款的多寡；影響也很大很深，院校裏面的學術人員，他們的工作、心態與前途，在在都受制於UGC的種種指標。
要把大學管得細、管得嚴，其實是沒有止境的。但是在管的細與嚴的底下，埋藏著三層的隱憂。
第一層的隱憂：嚴格管制之下，大學及其學術人員的潛力，是得到釋放，還是受到壓抑？源於美國的“不發表，就滅亡”(“publish or perish”)，針對的是最低門檻，不能把發表論文作爲學術卓越的全部目標。假如人人都是整天的為著多出幾篇文章而疲於奔命，哪裏會產生什麽真正的學術成就？這點在周前討論過（
第二層的隱憂：除了一所所的個別的院校以外，香港高等教育的整體宏觀發展，誰來管？UGC原本只是一個撥款委員會，是在八十年代才賦予政策咨詢的角色，但是原理上最終還是執行政府的政策。UGC不是法定機構，沿襲港英時代，法理上是特首的特別顧問，但那是爲了突出UGC獨立於行政部門的身份。原理上，UGC每年開會與特首的見面，是政府頒行“最高指示”的時刻。但是港英時代，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平穩發展，長期以來只是保持百分之三的增長，實際上是沒有增長。在辦學的方向和素質方面，也是年年如是年年過，不會有什麽戲劇化的變更。有變化的話，也是按著英國的步子，遲滯數年而已。即使是殖民地最後幾年九十年代，規模大擴展（而擴展並不是UGC本身的決定），也是比較直綫的發展，加上當時經費比較充裕，可以說是“天下太平”，發展是一帆風順。簡單來説，UGC並沒有真正為香港高等教育塑造政策的記錄和經驗。
直至到回歸前夕，UGC才第一次發表了一本香港高等教育發展前景的報告。這也許是寫給無有史以來破天荒的明文的高等教育政策。這份報告，也可以說是打破了英國“實用主義”（以措施體現政策）的政策文化，申明政策方向，指導措施。
高教大方向誰來掌握？
但是回歸以來，雖然大環境不斷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UGC卻仿佛不爲所動。UGC集中關注的，是埋頭管理好香港的高等院校，對於院校所處的大環境，特別是整個中國的根本性變化，似乎無暇顧及；即使有所顧及，也是輕描淡寫，與嚴格管理院校的那種熱情和勁頭，無法相比。UGC的“不食人間煙火”，也許是原來設計中的意圖，保證她的超脫身份，保證她的運作不會隨本地的政治風向搖擺，這裡裏面有積極的穩定因素。
也因此，UGC傳統上由來自外地的客座委員起著主導作用。外地委員大概佔三分之一，UGC大多數的屬下小組都由外地委員當主席。外地委員的主導作用，也反映了UGC停留於“管理院校”的功能，而難以負起為香港高等教育制定方向的責任。UGC有不少在本地頗有成就的成員，他們原來對於香港的發展頗有抱負和見地，但是UGC的議程沒有讓這些“英雄”有“用武之地”。UGC有不少在外地大學頗有成就的校長和學者，但是他們不可能越俎代庖為香港制定高等教育的方向。
那麽，香港高等教育的總體發展方向，誰主浮沉？是改變現在UGC的性質和功能，還是在UGC之外或之上另設機制？
實力之外溢需要解決
第三層的隱憂：香港的高等教育在大環境之中，應該扮演什麽角色？朝著什麽方向發展？
在上述的機制解決以前，這個問題也許難以回答，也不是
其實，從近年院校的研究成果和內地、外地招生來看，香港的高等教育實力，已經出現了“外溢”的情況。本地大學的師資和研究實力，已經超越了香港的需求以及承載能力。這就像北京、上海、倫敦、紐約的大學實力超越本市的需求和承載一樣。人們已經充分看到香港在經濟、金融、貿易商面對全國對世界的影響力，香港在這些方面的實力早就“外溢”，也得到了承載，香港的證券市場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許多人甚至覺得香港的這些實力，還應該有大得多的發揮餘地。
但是香港在教育、醫療、社會服務、文化各方面的實力“外溢”，卻很少人注意到，也似乎沒有什麽政策上的考慮和支撐。在這些方面要是不能儘快突破，一方面本地的院校的發展會受到限制，另一方面香港也成不了真正的國際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