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
珍惜香港高等教育
程介明
香港在近二十年左右高等教育的發展，在世界上，可以説是一個奇跡。一方面是在短時間內建立了幾所新的大學，其中有些迅速進入世界先進行列，其他的也在亞洲舞臺上引人注目。另一方面老牌的大學也能夠與時並進，表現出傑出的更新和再生能力。只要到各個院校看一看，就不難發覺，到處臥虎藏龍；到國際文獻裏面略作搜索，相當大部分學科都有香港學者的足跡；在全球獨佔鰲頭的研究工作者更是比比皆是。總體來説，香港的高等教育是令人垂涎的。在世界上大多數高教系統都在掙紮求存、尋求出路的時刻，不得不覺得：我們要珍惜香港的高等教育。
但是，香港高等教育的今天，得來不易。如果不知道我們所以成功的原因，甚至不認識自己的成功之處，今天的成就也可以瞬息消失。
我聼過黃玉山兄有一個説法：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可以説是天時地利人和。八十年代末，由於種種並不一定是遠見的原因，港英政府決定擴展高等教育。當時香港的財力雄厚，從來沒有財赤的顧慮。剛好外地大批有成的華裔學者，年屆退休前後，願意到一個靠近中國的華人社會做出貢獻。再加上中國的開放改革初見成效，許多學者都與中國有各式各樣的合作關係，而香港也成爲與中國內地學術合作的最方便的夥伴。
但是以上只能夠説是香港高等教育成功的必要生態條件。香港還有她獨有的人爲環境，成全了香港在短期之內建成了一個傲視亞洲的高等教育系統。
第一個關鍵因素，是關於研究的政策。一九九四年，教育資助委員會(UGC)設立“研究評審工作”（簡稱RAE）,對於每一個學術人員的研究成果，進行評審。RAE在非常短的時間內，一洗高等院校的頹風，調動了蘊藏在香港高等院校裏面的研究潛力，也喚醒了香港院校裏面的許多“睡獅”；在短短的幾年內，把香港的研究實力提高到世界的前列，也因而把香港變成為學者們願意停留並工作的地方。
第二個關鍵因素，是學術自由。香港承傳了英國的“大學資助委員會”概念，在政府與院校之間，設立了一個緩衝層（buffer)；既可以代表政府看管公帑的分配和運用，又可以代表院校維護學術自主。當然，更重要的是人們的觀念、社會的共識，都認爲學術自由是社會的崇高境界。學術自由，從實質上來說，並不是一種政治概念，而是讓學者和學生在最寬闊的空間裏面不受幹預地尋找真理、維護真理。香港在這方面是很突出的，特別是在一個比較崇尚權威的東亞社會裏面，難能可貴。這是學術在短期內可以迅速蓬勃起來的重要條件。
第三個關鍵因素，是香港的高等院校習慣了多文化、多種族、多信仰、多視角的氛圍。而且這種氛圍在回歸前後沒有明顯的變動。因爲在大學的賓館（柏立基學院）當院長，常常聽到外來的教授說：“在這裡我完全不會感到自己是外國人（foreigner），是我在外地很少的經歷。”這也許是整個香港高等教育的寫照。原來恐怕是由於殖民地的崇洋，現在倒成爲了一種優勢，造就了非常少見的多元文化聚集的福地。（其實這也是美國高等教育排眾而出的主要原因。）
這些人爲的成功因素，有些是出於傳統，有些是院校建設者的努力，但是政府的政策和歷任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的努力，功不可沒。
在最近的十年左右，有些比較小的政策，也起了杠杆的作用。其中一項影響深遠的，是一九九八年開始的招收中國內地本科生，中央政府把香港的高等教育放到了中國概等教育的版圖上面，而香港的高等院校也從此立心沖出香港招生。
另外一項開創性的政策是通過“政府配對補助金計劃”(Matching Fund)，促進民間對高等教育的捐贈，從而掀起了對高等教育捐贈的新文化。最近英國政府也正在向香港取經，準備實施相似的配對計劃。
上述都是實話實説，絕非捧場話，而是覺得：要是不知道我們的高等教育處於怎樣的狀態，對於我們的成就沒有足夠的認識；很容易就會分不清香港的強點與弱點，甚至把一些會削弱我們高等教育的做法，誤認爲是加強的方向。下面是一些個人的觀察。
教育資助委員會這個架構，難能可貴，千萬不要輕易變動。目前似乎朝野也有這種共識，大家都願意維護這種架構。但是，不得不指出，教育資助委員會，也需要與時並進。
（一）香港的高等教育已經不可能當作是一個封閉的本地體系，需要在世界的舞臺上，首先是全國的舞臺上，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可惜作爲里程碑的Sutherland 報告(二零零二年)，只是非常勉強地有一句話提到中國。即使是後來的《共展所長、與時並進》（二零零四年）提到的“深層合作”以及“教育樞紐”等概念，也是以香港為中心，對於香港高等教育的“國民身份”，含糊得很。在外人看來，香港人想的，老是“國家如何有利於我”，而不是“我可以有些什麽貢獻”。
（二）RAE當年作爲振興院校，恢復活力，十分有效，就像是休克的病人需要電擊，讓心臟恢復跳動。但是不能把電擊作爲體育運動，天天去電他一次。RAE，由於跨越院校，難免有劃一的性質；但也因此只能量度“門檻”水準。學術研究最核心的創新（creativity）和卓越(excellence)，是不可能用劃一的方法量度的。與許多香港UGC奉行的措施相似，RAE仿效英國，而英國的RAE已經面臨四面楚歌的局面。香港高等教育有如此的水準，UGC也應該有世界性的視野，而不是還在把香港往英國的模式靠，而且樂此不疲。在這種情況下，難怪人們對於新成立的“質素保證局”，不敢貿然認同，只怕又演變成爲一種導致平庸的“門檻”措施。香港完全有能力創造出一套既能保證院校的公共責任，又能領到學術發展更加蓬勃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