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20
重訪倫敦教育研究院
程介明
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頒授“新世紀獎學金”，受院長Goeff Witty的邀請出席，要我以校友身份講兩分鐘，勾起了不少回憶和聯想。
一九七九年，我做校長的培元英文書院結束，轉到聖保羅書院（即男校）任教，同時開始進修教育文憑（那是正式任教了十二年以後的事），開始正式踏入學術生活。一九八一年，隨即進修教育碩士。一九八二年，剛好有缺，到港大代教一年。一九八三年，完成碩士，妻與我商量：“看來你還想念書。算下來，聖保羅的公積金與港大的離職金，剛好可以維持一年。”於是立心到倫敦念博士。寫信給Peter Williams教授（因爲他數次當過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顧問），隨後打電話詢問（還是在同事彭敬慈家裏借打的長途電話），教授很爽快地收了我。於是開始了一年的留學生活。
聖保羅的同學歡送我，要我說感受，我說十二個字：“拋妻棄子、傾家蕩產、前途未蔔”。那時已是快四十嵗的人，中年留學，現在想起來，當時也真下了決心。
這次他們安排我住在教育研究院咫尺之間的羅素酒店，又引起了不少回憶。當時在我眼中是高不可攀的酒店，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羅素酒店對開的羅素公園角上的電話亭，卻是非常熟悉，也是傷心地：拿著十英鎊十分鈡的綠色電話卡，膽戰心驚的看著一格一格地耗完。幾次因爲與孩子的話沒有講完，自個兒哭起來了。住在John Adams 宿舍，是教育研究院的宿舍。早餐是主餐，早餐那兩塊麵包、兩塊牛油，那就是午餐。宿舍餐廳經常出現的雞肝餡餅，至今影響深刻。
那個時期，相繼到倫敦教育研究院讀博士的很多，像黃錦樟、梁貫成、陸慧英、羅慶[王宗]、譚萬鈞、馮治華等。有些比較幸運，可以帶薪或者起碼留職留學，進了大學的朋友更可以享受進修假。也有不少朋友，由於種種原因，最後沒有完成。也有鍥而不捨的，像張國華，由教育學士念起，一直到完
但是獲得的結果卻可以與預期很不一樣。到倫敦之前，我心儀的是比較硬性的教育經濟學。當時（一九八零年），香港政府曾經作過一個人力模型，在當時來説，可以説是超乎世界水準（是陶建當教育署長的時候，葉克剛造的）。研究開始不久，就發覺，原來人力預測這囘事，在學理上沒有什麽深度，難以作爲博士研究。此外，雖然人力模型造得非常有水準，對於香港的未來人力需求作了最大限度的理性預測，但是實際上在決策的過程中，根本派不上用場。因爲在真正的決策過程中，除了理性還有政治。是在這種認識下，我的論文研究逐漸的轉到了決策過程，最後的焦點移到了legitimacy（香港譯作“認受性”、台灣譯作“正當性”，都傳達了詞的一個方面；大陸有譯作“合法性”，則是錯譯）。
在倫敦之便，到了歐洲一些國家，最大的思想衝擊，是“多元化”。也許多少受了文革思潮的影響，我的腦子裏面，覺得每一件事中是有對與錯的。對於解釋社會事物，縂應該有一種“正確”的説法；有了這種正確的理論，其他的説法都是錯的。對於任何問題，縂有一個也只能有一個正確方案，等等。在英國和歐洲，就很強烈地感到，原來在這些國度，多元的理論、互相對立的意識形態，是可以共存的。可以說，這樣的經歷，不只是大開了眼界，簡直是打開了腦袋。經歷了另一種文化，就會把思路一下開闊了。我後來的教育文化研究，就是在這裡開始的。
在年博士期間，最爲感動的，是導師們的兢兢業業的態度。Peter Williams 很忙，但是一踫到論文的事，總是優先處理。後來加入的另一位導師，Gareth Williams 第一次見面是他親自跑到我宿舍來敲門的。論文快將完成，知道我在港大的三年合約到期，院長說能否變長約，就要看是否拿到博士。兩位導師，特別為我申請提前考試，並且用當時頗爲昂貴的DHL把逐字評改的論文寄囘給我。結果在港大決定合約的一個星期之前攷完了試，取得長約。現在想起來，有點驚險。但是導師們對於學生的關懷，終身難忘，讓自己記住，當導師原來應該是這樣的。
屈指一算，剛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在倫敦居留期間，踫到在那裏訪問的西方教育規劃鼻祖 Philip Coombs。看到門上貼了一張紙，歡迎與各國學生談話。我冒然敲門，一談就談了四個小時。後來成了往年的朋友。我第一個在中國農村項目，就是由他輾轉介紹的，從此開始了我在中國的研究。
二十年過去了，倫敦教育研究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的那個系，當時叫“發展中國家教育系”，（信不信由你，在六十年代叫做“殖民教育系”，後來時移世易，在七十年代勉強改爲“熱帶國家教育系”），後來與比較教育合併，現在更不知道並到那兒去了。當時一大批來自非洲的、國際援助的學生不見了；現在最大數目的是來自中國的學生，還有許多許多來自南亞的學生。中年留學的極少，整個學生群體都非常年輕。香港的學生則是絕無僅有。
英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十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