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教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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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東歐･中國
程介明
風和日麗的周日，一望無際的海邊，草地上一個一個的家庭，老老少少，燒烤的、嬉戲的、追逐的、假眠的、連綿不斷十幾公里。一片娛樂昇平的氣象。這是哪一個發達的西方國家？不，這可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人口一千五百万，而整個土耳其才不過六千六百万。伊斯坦堡剛好出在歐洲與亞洲中間，當中的Brosphorus（意思是“牛渡”），一衣帶水，把兩個大洲隔開了。在伊斯坦堡的感覺很特別，分明是亞洲人的文化氛圍，但是周圍的環境卻與一般中古的歐洲城市無異。伊斯坦堡又是宗教的異數：雖然自從奧圖曼帝國以來，伊斯坦堡已經從一個基督教國家，轉化為一個伊斯蘭國家，人口中絕大多數是回教徒，市内到處是宏偉的清真寺,早晚五次認真的誦經膜拜。但是生活其中，絲毫沒有宗教氣氛籠罩的味道。商會主席在晚宴致詞，就以非宗教的回教國家而自豪，這是一九二零年Atakürk（意思是土耳其之父，是當年國會冊封的姓）以來相當明確的政教分離的國策，也因而將會成爲歐盟唯一的一個回教國家。雖然著名的Alasophia是基督教堂改造為清真寺的明證，Brospherus大橋邊上，卻又分明是清真寺、猶太教堂與基督教堂鼎足而立。這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城市。
土耳其的政教分家
多元化，也令到伊斯蘭堡無形之中成爲東歐和中亞的樞紐。歷史上，土耳其就是歐、亞、非三洲商業、政治和文化的交界點。土耳其人都知道中國人稱他們為突厥。以前知道，芬蘭語、匈牙利語、立陶苑語同一語系，有說都是中國人稱爲匈奴的後代；這次才又知道，原來土耳其語也在這個語系裏面。以前知道，中國的民族樂器，除了洞簫和古琴，其他幾乎都是經絲綢之路由波斯傳過來的，這次才知道，其中不少也源自土耳其（例如箏）。
會議是由世界銀行與土耳其政府合辦的，題目是“創造就業機會”（翻譯不準確，英文是Job Creation），背景是如何迎接知識社會。來的都是東歐和中亞的勞工部長，少數是教育部長，出席的大概二百五十人。世界銀行近年在這個地區下了很大的功夫，幾乎是各個地區中實力最強的一個分局。會議的流程採用了世界銀行的公式，簡稱為MILES，分別代表宏觀環境，投資氣候, 人力市場, 教育與技能, 安全網。全場只有八個講者！
愛爾蘭的社會夥伴
首先是愛爾蘭的Frank Barry 教授介紹愛爾蘭的發展模式。愛爾蘭是歐洲的“小龍”，自稱凱爾特小虎（Celtic Tiger，呼應東亞“四小虎”）。愛爾蘭的近十幾年以來的發展為歐洲之冠，生産總值飆升、外來投資大幅度增加、失業率劇降、卻甚少工潮。Barry 的分析，愛爾蘭的投資環境好，主要是兩個因素：一個是持續發展教育，另一個是採用了“社會夥伴”的策略。這個“社會夥伴”的概念，值得我們研究。簡單來説，是在社會各階層對於經濟發展的規律取得共識的前提下，在調整稅率的同時調整工資；最後的結果，稅率達到幾乎是歐洲最低，但是又同時保證不減少社會福利開支。
Barry 教授對於教育因素的分析，我卻不敢完全苟同。他的思路，似乎是把知識社會的發展，歸納為科技的發展；因此，教育的任務就是多培養科學家和工程師；加上發展另類中學後教育，培養中層的技術人員。我不敢否定他的分析，愛爾蘭的經濟發展，也的確相當多是由於資訊科技的發展。這種分析，也接近英國的思路，認爲經濟要發展，就是需要培養多一些專門人才。
我的看法不一樣：全社會的教育，必須儘快超越中學畢業，這是毫無疑問的。從經濟生産和工作需求的角度看，當然是需要專門的知識，這也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從個人的發展的角度看，卻是愈來愈不可能假設個人會停留在一種專業裏面。即使是個人停留在一個行業裏面，每個行業裏面需要的知識也在不斷變化；今天需要的是一類的專業知識，明天需要的也許是另外一類專業知識。因此，適宜把教育與訓練兩個概念分開考慮。
教育有別於訓練
訓練，也就是西方概念裏面的“技能”(skills)的獲取，應該是因應當時當地的特定的工作和生産需要而學習的，而且是應該在工作的過程中，不斷進行的。這些訓練，它們的方式和長短，應該是非常靈活的，是按需(on-demand)、及時(just-in-time)的。用武俠小説的説法，這是屬於“十八般武藝“，是“外功”。
教育，也就是比較長時期的、有系統的學習，則應該是準備個人可以應付多變的前途，是為未來打基礎的、使他們終身受用的基本能力；是“内功”。傳統的基本能力是指語文能力(literacy)與數字能力(numeracy)，這在工業社會大多數人充當基層體力勞動力的時候，也許是足夠的；現在當前綫基層人員都需要動腦的時候，就不再足夠；許多人認爲應該加上創意能力、自學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與人相處能力、等等。
把兩個概念混淆了，以爲教育就是追著市場變化、瞄準市場需要來培養專業人才，結果注意力就一定是“技能”，而不是“人”。教育就老是被動，到頭來，教育把老百姓関在狹隘的技能和概念裏面，很可能反而害了老百姓。我認爲這是在後工業社會，教育觀念之中最關鍵的出發點。從宏觀經濟出發，與從老百姓個人前途出發，思路是完全不一樣的。
“向中國借鑑”，是這次會議中經常聽到的説法。特別是這裡很多國家都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化過來的，對於他們來説，中國比起愛爾蘭，要親切得多。很可惜，在這類國際講壇上，很少有中國的聲音，很少聽到有力地分析。一方面是西方很不願意把他們認爲是不徹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爲典範；另一方面中國也比較缺少全面而穩定的理論來闡釋她本身的巨大變化。一大憾也！